租界里的中国巡捕与反思

中国租界是根据不平等条约,由外国侨民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的一种城市自治区域。中国租界产生后,就着手建立自己的管理机关与法制,以至其成为一种不受中国政府与法制管辖的自治区域,即“国中之国”。租界内设有自己的近代警政机关--巡捕房,其警政人员为巡捕。随着租界的扩展,巡捕越来越多,其中既有外国巡捕也有中国巡捕,而且中国巡捕的数量大大超过外国巡捕。同为巡捕,外国巡捕眼中的中国巡捕是怎样的呢?一个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彼得斯作了回答并在所著的《英国巡捕眼中的上海滩》里和盘托出。他认为,中国巡捕人数多但工资最低;中国巡捕的工作表现不错;中国巡捕也干违法犯罪之事;中国巡捕会在两种情况下被杀害等。通过彼得斯视野中的中国巡捕,还可得到三点反思,即中国租界巡捕的产生是以牺牲中国国家主权为代价的;外国巡捕对中国巡捕的看法带有偏见;上海租界产生的巡捕是中国近代法制史上最早的近代警政人员。

一种都市警政空间的形成 近代上海巡捕房建筑形制演变浅析

1855年上海建立第一座巡捕房,至1943年,上海共有20座巡捕房。文章首先分析了近代上海巡捕房建筑在选址上与租界扩张的关系;继而分析了伴随租界的发展,巡捕房建筑在规模、功能、空间形制上的变化和特征;通过案例,对三种主要的空间组合形制做了阐释。文章指出,巡捕房这一舶来的警政建筑类型,丰富了近代上海的建筑版图,与上海城市化的进程关系密切;巡捕房建筑影响着市民现代市政观念的初步建立,是近代上海城市化、市政现代化的参与者。

清末上海印度巡捕的复杂面相——以印度巡捕的罢工为视角

在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公共租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管理租界,西方现代城市管理经验被引入上海,巡捕房的建立更是引入了现代警察制度,1880年代,巡捕房开始引进印度巡捕。印度巡捕几乎建构了当时人们对于＂十里洋场＂治安管理的典型外在印象。上海租界、西方殖民者以及既被殖民又是城市秩序维护者的印度人,三者之间关系复杂。本文将再现印度巡捕形象,从英印关系的角度梳理清末上海印度巡捕的数次罢工,以及罢工背后的经济原因,分析国人对于印度巡捕罢工的民族主义想象。

明代县巡捕官初探

中国古代从秦汉时期即在县中设立县尉,负责巡捕事宜。明代取消了县尉这一职官,设立巡捕官来负责维持县中的治安和秩序。明代的县巡捕官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官职,县级官员的序列中没有巡捕官这一具体官职,处于一种有职无缺的状态。其运行方式是从知县以下的县级官员中选择一员来担任巡捕官,由担任者来履行巡捕职权。这个担任者就是县巡捕官。这一人选一般从县丞、主簿和典史三者中产生。三者担任巡捕官的情况都有,因地方而异,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明嘉靖之后,随着典史职权的变迁,县巡捕官职权有逐渐向典史集中,典史也开始被广泛地称为"县尉"。至此明代的县巡捕官制度有向古代回归的趋势。但终明一代,统一的县巡捕官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巡捕与警察——论我国近代警察产生的萌芽

警察,是指依据国家法律,以强制手段维护公共秩序、社会安全的行政武装力量,也指构成这种力量的人员。最早出现中国领域内的警察人员是上海租界里的巡捕,这是中国近代警察产生的萌芽,虽然它不归属于中国主权,但其作为国人认识和了解西方警察制度的窗口,对国人认识西方警察起到了促进作用。维新人士黄遵宪是我国近代首次使用"警察"词语的人。

探究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制度

作为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务机构,巡捕房在维护租界的秩序和城市正常运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认识西方现代警察管理的窗口。在《南京条约》的规定下,上海于1843年开始对外开放。1845年颁布了《上海土地章程》,其中对英国在上海所拥有的租界范围等一系列内容进行规定,自此英国人们可随意在上海来往。后来的美国与法国也通过《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在上海成立自身的租界地。1863年之前各个租界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存在,而之后英国与美国租界便合并在一起,只有法租界是独立的存在,合并之后的英美租界称之为公共租界。本文主要探究公共租界巡捕制度。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一)

从本期起，本刊推出《口述史研究》专栏。口述史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目前正在花大力气进行的一个大型研究计划。本期发表的两篇口述资料及研究者注释，就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根据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二文的形式各有特色，史料内容、注释重点也各有侧重；由于带有摸索性质，本刊不作统一的体例要求。所有口述资料部分在发表前都经口述者亲自审阅；为便于阅读，发表时资料的先后顺序作了一些调整。本刊希望史学界同行能对这一专栏加以关注和批评，提出宝贵的建议。

明代京城巡捕营初探

京城巡捕营正式建立于明弘治年间,为弥补五城兵马司在京城巡捕方面的不足而创设,是明代京师治理的重要机构之一.学界普遍将京城巡捕营视作五城兵马司的附庸,或是在强调其与厂卫的配合时才稍有提及,对京城巡捕营的研究相对匮乏,以至尚未出现有关京城巡捕营的单篇论文.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展现明代京城巡捕营之建制、沿革、构成、职掌等内容,将明代不同时期京城巡捕营的发展情况加以论述,试对京城巡捕营的发展概况做一梳理.

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押所

自1854年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先后建立14个巡捕房。公共租界的犯人主要关押在中央、老闸、虹口等捕房押所。他们在捕房从事各种生产作业及劳役,其间也发生过脱逃。后来因捕房收押犯人众多,1899年初,工部局租借厦门路监狱的北翼关押犯人。1903年5月,西牢(华德路监狱)启用后,判处5个月以上的犯人概送西牢,5个月以下的仍归捕房管押;后来判押3个月以上的犯人也送西牢。1916年初各捕房停止收押已决犯。

上海法租界越南巡捕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法租界的建立和法国在华殖民势力的扩张,来自法国殖民地印度支那的越南巡捕应法租界要求来华加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成为租界警察的重要力量。本文综合利用法国档案和中文报刊,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法租界招募这一特殊群体的源起、招募要求、家庭待遇、职业生涯,揭示在殖民背景下这一异域群体在上海的生存状态和历史过程。

上海法租界华人巡捕研究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对维持上海法租界本地治安和维护法国在华势力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华人巡捕又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重要的组成力量。本文通过抽样分析研究上海档案馆所藏102名法租界华人巡捕的工作档案,试图还原他们的工作待遇以及职业稳定性。本文揭示了华人巡捕在法租界捕房中被统治被管理的基层工作者形象及其郁郁不得志的政治地位,同时由于巡捕职业归属感和职业道德的缺失使得帮会势力和各种政治势力渗透进入,造成了华人巡捕的鱼龙混杂和贪污腐败等问题,而工资收入未能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而调整,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从而致使巡捕这一职业的专业化和稳定性下降。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设立与分布

本文利用《工部局年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等档案,运用GIS技术复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自始创(1854年)至被废除(1943年)期间所设立的各巡捕房的具体时间和地理位置,考证出其增设沿革和经费使用状况。本研究发现巡捕房总数与人口总数呈高度相关性,在尝试将巡捕房的数量、位置与城市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相关联后,将其视为城市空间扩展的替代指标。通过对巡捕房设置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公共租界的城市化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一过程与公共租界的地界扩张并不同步。

1854-1863年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领导权的争夺斗争

1854年成立的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警政机构,其职责主要是维护租界的治安,及维持为保护西方人利益而建立的租界秩序。这种畸形租界制度下的特殊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租界的安危兴亡,亦是英国对其进行殖民统治的有效保证。正是因为巡捕房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在它成立后不久,上海英租界各统治机构便充分利用其相互牵制的权力优势,对巡捕房领导权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原有工部局单独控制巡捕房的管理体系被彻底打破,进而形成由工部局直接领导、驻沪领事代表最高权威、租地人会议间接控制的特殊领导格局。而清政府囿于国力孱弱、外交妥协等原因,对巡捕房不但没有丝毫管理权,还要负担其部分运营经费,以致日益边缘化,被完全排除在这个领导格局之外。

喋血巡捕·1939

1故事的开始是在1938年4月7日上午8点半左右。米十三是工部局警务处巡捕房的高级警官,当时他正在静安寺路大华路(今南京西路南汇路口)执行公务。当经过公交汽车站时,他见到了一个约莫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在候车,文质彬彬,戴副眼镜。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拘押所和会审公廨监狱探析

1856年起建立的法租界巡捕房和1911年起建立的会审公廨监狱，较长时间内，一直是上海法租界关押犯人的场所；其上层管理人员是以法国人为主的西籍人员，下层人员主要有安南（越南）人，也有少数中国人。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学界对法租界监狱的研究非常薄弱，其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空间。

一枚巡捕房徽章的印记

上海工部局往事说到近代上海发展史,很难绕开租界岁月。上海租界是旧中国租界的典型代表。它前后存在了整整一个世纪,对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都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由于种种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只放大其消极一面,把它仅看作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一个缩影,对它的积极影响却只字不提。其实,如果不能全面评价上海租界的影响,就很难说清上海由昔日一个落后小渔村发展成近代中国经济、政治重镇的原因,也无法全面了解上海的发展轨迹。

中国近代租界里的洋人巡捕

中国租界里的洋人巡捕,又称“西捕”,是指租界内由外国人所担任的行政执法人员,负有维护治安、负责消防、管理交通等职能,这些洋人巡捕依仗各种不平等条约,在行政执法中常常侵犯华人人权,造成了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