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降低了中国城市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吗?——基于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碳排放强度是连接经济增长和绿色低碳的桥梁,因而探究绿色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中国2013—2021年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对CO_(2)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地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多种稳健性检验后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但在不同地区城市、不同资源类型城市、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果存在异质性;并且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碳排放强度降低的三条间接渠道中,只有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能源结构清洁化升级显著,而绿色技术创新渠道还不显著,其中产业结构绿色化升级是主渠道。最后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建议。

工业排放气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技术进展

开发与应用碳捕集技术是改善大气环境、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总结了工业排放气中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分析了物理溶剂吸收法、化学溶剂吸收法、变压吸附法和膜分离法等主流碳捕集技术的原理、路线、应用场景,估算了不同捕集技术在特定气源下的碳捕集成本,介绍了捕集后二氧化碳的主要利用途径;其中列举了不同压力和二氧化碳浓度(10%~90%,体积分数)的多种工况下,碳捕集技术的选择及其优势;将多个碳捕集技术有效组合,可从不同气源获得符合要求的二氧化碳产品,投资与能耗是考量其可行性的重要因素;主流碳捕集技术与液化精馏法可构成“捕集+纯化”耦合工艺,是生产工业级、食品级以及电子级液体二氧化碳的常用工艺路线;最后对碳捕集技术与二氧化碳利用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本工作可为不同场景下碳捕集技术选型提供参考。

世界钢协调整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计算方法

世界钢协每年采用8项指标衡量钢铁行业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绩效表现,见表1。钢铁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一项关键的行业指标,因此,世界钢协首次单独报告了使用高炉一转炉流程、以废钢为原料的电弧炉流程和以直接还原铁为原料的电弧炉流程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见表2)。这些数据是对多年来一直报告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数据的补充。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IPCC的方法测算了1995-2009年中国省际层面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根据Dagum(1997)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及其演变态势。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地区分布上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特征;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地区差异呈增大趋势,但并不明显;利用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方法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了地区分解,结果表明地区间差距对地区差异贡献率增加,地区内差距贡献率变化不明显,超变密度贡献率呈下降态势。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工业分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改进的STIRPAT模型,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对中国工业39个分行业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能源强度对节能减排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能源消费在所有因素中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大;工业分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现象;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产业结构也促使碳排放的增长。最后,文章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和建议,以适应中国的节能减排以及低碳经济之路。

研发投入、碳强度与区域二氧化碳排放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能源消耗总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增长,中国二氧化碳的减排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大多假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为线性形式,并采用传统线性模型研究研发投入对碳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实际上,受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经济现象往往是波动变化的,从而导致经济变量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鉴于此,使用非参数可加回归模型可就研发投入对区域碳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东中部地区碳强度都产生一个“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即研发投入降低碳强度的作用仅在后期阶段凸显出来;研发投入对西部地区碳强度非线性影响不显著。研发投入对二氧化碳排放非线性影响更为复杂,具体结果如下:研发投入对中部地区的二氧化碳产生一个“正U”型影响,即研发投入的碳减排作用仅在早期阶段表现明显;研发投入对西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呈现“倒N”型,表示在早期和后期阶段研发投入碳减排作用明显;由于西电东送和清洁能源供给快速增加带来的结构效应超过研发投入带来的技术效应,使得研发投入对东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水泥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现状与减排分析

根据水泥生产流程和能源消耗情况,系统地计算了3种不同工艺生产水泥的CO2排放量,并结合2008年华润(国投)海南水泥厂的实际情况,计算得出了采用相同工艺生产水泥的CO2理论排放量与实际排放量相接近的结论;同时采用相同的理论方法估算了2009年全国水泥工业CO2的总排放量;此外,针对我国水泥工业CO2排放的现状,结合具体的水泥生产流程提出了4个方面的节能减排措施,并分析比较了它们的减排效果.

浅谈水泥混凝土工业低二氧化碳排放技术

人类活动所排放温室气体的10%来自水泥混凝土工业,水泥混凝土工业具有很大的减排潜力。研究低排放水泥和综合降低水泥生命周期碳排放技术是水泥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对水泥工业碳排放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利用LCA对水泥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进行了定量计算,并对几种低碳排放水泥技术:碱激发水泥、石膏矿渣水泥、活性氧化镁水泥以及抛填骨料混凝土技术进行了综述。

贸易竞争力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首先通过构建的两国家理论模型,对贸易竞争力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进行了解析。然后,基于全球66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贸易竞争力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针对全样本国家,贸易竞争力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倒"U"型关系;从国家分类来看,贸易竞争力的非线性变化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上述结论在发展中国家成立,而在发达国家并不成立;分阶段来看,针对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阶段不同,贸易竞争力的非线性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同质性。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其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依然具有异质性。

中国食品工业“三废”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性研究:基于1996～2008年间考察

基于全球低碳发展趋势,考察分析1996～2008年间中国食品工业"三废"排放与减排成效,并计算食品工业及分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以此利用回归模型验证"三废"减排与碳减排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食品工业的"三废"减排与碳减排显著相关,且提高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较废水和废气的治理改善更可以显著降低食品工业碳排放。

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分解的工业二氧化碳强度驱动因素分析——以新疆为例

新疆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面临着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对与能耗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研究其背后的驱动因素,能够为有的放矢地制订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提供重要的实证依据。文章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方法,对新疆工业二氧化碳强度变动的分解结果表明:1994～2001年工业二氧化碳强度略有上升,其正向驱动因素是部门结构和行业结构,负向驱动因素是能耗强度和能耗结构;2002～2007年二氧化碳强度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能耗强度的上升,能耗结构、部门结构和行业结构虽有负向贡献但相对较小。此外,各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碳强度普遍呈上升趋势,主要资源型工业行业的规模扩张和技术滞后是新疆工业二氧化碳减排的重要制约因素。

空间溢出、双向FDI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基于文献综述发现双向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可能同时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和“污染避难效应”。因此,选择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莫兰指数(Moran’s I)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刻画,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双向FDI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中国双向FDI对本地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中国双向FDI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抑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增加。最后,提出了合理利用双向FDI的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以及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CO2排放强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整体而言,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均是使CO2排放强度降低的推动因素,但碳排放专有的广义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要大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中技术变化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大,规模效率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则无明显影响,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中规模效率变化对CO2排放强度影响最大,技术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最小。

空间视角下经济增长、城镇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STIRPAT理论模型,以我国2003-2017年30个省域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及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分析经济增长、城镇化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具有促进作用,两者关系处在EKC曲线上升阶段,且达到曲线顶峰仍需一定时间;城镇化水平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产生抑制作用,得益于我国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促使我国城镇化走向绿色发展道路;能源结构与产业结构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均产生促进作用,科技水平提升对我国碳排放环境具有很大的改善作用;经济增长、城镇化、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作用程度不大,均以直接效应为主,但科技水平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程度要远大于直接效应的作用程度。实证研究结论对我国经济实现稳步增长,高效推进城镇化进程以及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外商直接投资(I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二者与环境规制变量的交互项,分析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双向FDI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区域非均衡的特征。I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OFDI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二氧化碳强度的影响在东部和东北地区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却显著为正。

苏浙沪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收敛性研究

我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40%～45%,这实际上要求CO_2排放强度应是收敛态才能完成预期目标。江苏、浙江和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研究苏浙沪的CO_2排放强度收敛性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以空间为主轴的传统收敛模型主要探讨区域间碳排放强度的趋同性,并不反映CO_2排放强度收敛随时间变化的向下趋势。故而将收敛模型中的比较基期改为动态的后向移动平均期,修正为以时间为主轴的收敛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江苏、浙江和上海CO_2排放强度在长时间尺度呈现出波浪式σ收敛趋势,但是在短时间尺度下的江苏、浙江和上海的CO_2排放强度收敛不连续,即江苏、浙江和上海的CO_2排放强度在时间轴上不具有严格的σ收敛;上海CO_2排放强度存在β绝对收敛;在产业结构、人均GDP和固态能源比重等变量控制作用下,江苏省CO_2排放强度存在条件收敛;在产业结构、人均GDP和外商投资比重等变量控制作用下,浙江省CO_2排放强度存在条件收敛。

森林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是基于森林产出的经济活动,归并为森林工业。文章依据环境污染模型(IPAT)构建了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模型。森林工业产品贴近终端消费市场,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着其市场供给,故引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变量反映居民生活消费和居住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资本存量变量替代传统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兼顾了已投资的沉淀性和新增投资的节能减排的导向性,综合考量投资变量对碳排放的影响。数据经对数化处理后,使用SPSS中的岭回归方法进行计算,依据岭迹判定和显著性水平,剔除岭迹扩散的工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因子。回归结果表明:1991?2017年,人口要素、碳排放强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社会财富和资本存量对森林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均构成正向影响,且回归系数依次降低。人口要素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最大影响因素,造纸及纸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次之;碳排放强度是造纸及纸制品业最大的影响因素,家具制造业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次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是家具制造业最大影响因素,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次之;社会财富和资本存量均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最大影响因素,家具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次之。因此,森林工业在遵守能源双控任务的同时,应加强自身的一体化战略建设,研发利用废旧木质、废纸等资源,突出新增资本的导向性,引导居民消费低碳产品。

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为了测算技术进步、结构变动与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利用改进的份额转换模型对制造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变动率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技术进步,年平均贡献率为88.146%,其中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技术效应较大;行业结构效应也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年平均贡献率为6.414%,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行业的结构效应最为明显;能源结构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年贡献率为4.049%,其他效应对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较小。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动态分解研究——基于“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分析

针对＂十二五＂规划中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17%的目标,设定两种分解路径——等比路径和等差路径,采用数理经济学理论,将之分别对应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两项指标的幂函数路径和对数函数路径。根据1990~2007年全球主要地区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数据,对上述两个函数的参数进行模拟,并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路径进行预测。研究发现,幂函数最优路径比国际经验对应的最优路径更为激进;幂函数最优路径比对数函数最优路径更为灵活,但后者减排潜力更大。若走对数函数路径,在远期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年均7%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到2038年我国将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之后便逐步下降。

基于新陈代谢灰色模型对甘肃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预测

运用新陈代谢模型预测甘肃省2010-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GDP,并由此得到在当前减排力度下的甘肃省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结果与我国政府公布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的控制目标还相差很多.为了能够实现承诺,更是为了防止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应加大环保力度和采取更为有效的环保措施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