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lmquist指数的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

中国在实现四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和破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在借鉴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技术创新过程划分为投入指标、期望产出指标和非期望产出指标。考虑环境污染的附加产物(废水、固体废弃物和废尘等)对效率评价结果的影响,设计了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研究框架模型,并对其模型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和阐述;在传统的DEA模型基础上,基于Malmquist指数法运用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选用2008—2019年的统计数据,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08—2019年,从总体上可以看出我国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上升趋势,大多数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都达到前沿面M>1,整体较好,但也有省份存在技术效率下降。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提升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对策。

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检验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是否能在保障经济增速的同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文章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了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联与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均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短期内抑制了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积极作用,即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负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则存在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当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处于高门槛区时,产业结构优化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结构红利"效应。

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文章应用PCA和四阶段DEA综合评价模型,将技术创新效率中的外部环境影响剔除,对2014年全国31个省市地区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因素对投入松弛变量有一定影响;剔除环境因素后,全国技术创新的平均综合效率、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有所提高;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最高,而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效率偏低,西部地区甚至低于平均效率水平;规模报酬递减的省份均处于东部地区,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

两阶段视角下国有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基于网络EBM模型的分析

本文将环境因素纳入技术创新效率研究框架,采用综合径向与非径向DEA新技术的网络EBM模型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国有工业企业2007~2014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整体效率和分阶段效率,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各省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整体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整体效率均值仅为0.487,提升空间比较大;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效率差距比较明显,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阶梯式递减的趋势;全国约46.7%的地区的国有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模式属于“低科技研发、低成果转化”型,且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最后,针对各省国有工业企业实际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与评价——基于超效率网络SBM‑Malmquist模型分析

将绿色创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工业企业技术活动中,已经成为突破环境和资源约束、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将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等纳入研究框架,运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在2013—2018年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省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差异趋势逐渐缩小;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持上升的趋势相比,中西部效率水平不仅存在绝对水平明显偏低的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了增长幅度的差异;成果转化期的效率值低于科技研发的效率值,纯技术效率水平过低是造成两阶段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国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均大于1,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从三大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M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主要归结于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change,TC)指数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ML指数则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变化(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EC)指数的增长。通过上述研究确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损失的来源和真实原因,为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有效路径。

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基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中介与门槛效应

当下我国环境规制可归纳为三种形态,即命令型、市场型和自主型,环境规制不仅能够依靠制度的倒逼效应来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促使其进行生产技术改造,同时也能够依靠制度的市场效应来助推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利用SBM-DEA模型来测度中国30个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可以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而市场型、自主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则产生了正向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存在负向的部分中介效应,而市场型、自主型环境规制则可通过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进而有效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当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难以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因此,要加大力度发挥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提升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研发力度,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两阶段视角下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研究--基于W-SBM-DEA模型分析

基于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W-SBM-DEA模型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分链式网络SBM-DEA模型与窗口分析(W-DEA)模式进行两阶段研究分析,并利用Tobit模型检验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水平整体平稳,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差异.市场竞争程度以及产业结构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显著.更深入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应充分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协调性发展.

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传导及政府市场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

通过对642家工业企业的调研数据建立主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市场规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绩效、环境绩效之间的多重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经济绩效;②末端治理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改善最显著,绿色工艺创新则对经济绩效提升最佳;③政府供给型市场规制负向调节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而正向调节绿色工艺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且对绿色产品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也能产生正向干扰作用;④政府需求型市场规制对绿色工艺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绿色工艺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均能起正向调节作用;⑤政府环境型市场规制则只对绿色产品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起正向作用。

基于DEA-Tobit模型的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以湖北省为例,利用该省2009-2016年11市(州)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法对各市(州)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两阶段效率进行测算,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运行和扩散机制进行分析,并从企业、市场、政府三方面综合分析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湖北省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均值仅为0.664,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比传统技术创新效率低;规模效率低是导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企业规模、区域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科技支持力度等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由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和政府环保强度较低,这两者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提高湖北省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应将环境保护考虑在内,建立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绩效评价研究

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了30年后,却让一片浓云遮蔽了神州大地,雾霾、水污染等让中国的身姿变得影影绰绰.中国百万平方公里国土若隐若现地伫立在植被茂密的西伯利亚和东南亚之间,吟唱着渴望绿色的亘古歌谣.工业的发展是硬币的两面,它既给我们带来了丰衣足食,又让我们失去了碧水蓝天,但是靠'回到从前'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并非正路.因此,我们需要从工业企业内部入手,以创新绿色技术来解决污染问题,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绩效进行评价,以确保绿色技术的有效性.本文对工业企业率技术创新的绩效评价的作用及方法两方面进行了研究,以期研究结果能为工业企业创新绿色技术的绩效工作提供一些指导性建议.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ESG表现如何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经济新发展阶段下ESG是可持续导向下企业运营的重要理念。在绿色发展导向下,如何将企业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等多重责任嵌入到企业创新体系之中,驱动传统创新向绿色创新与绿色发展转型,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本文以2011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分ESG表现各类维度,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2)内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3)调节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环保补助与排污收费)与内部高管激励(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在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规制与内部高管激励制度具有外部的资源补偿效应、合法性倒逼效应以及内部激励效应。(4)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通过国际ISO14001环境认证企业与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且经济效应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企业改善经济绩效。本研究为绿色发展导向下强化企业ESG理念,基于可持续导向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创新体系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最终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共生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ESG评级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了吗?

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生态文明发展新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动力,绿色信贷政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进行量化衡量,旨为绿色信贷政策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作用机理、归纳近些年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典型事实后,基于2007~2019年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数据,以受政策支持的绿色企业为实验组,未受支持的非绿色企业为控制组,利用PSM-DID模型开展准自然实验,得出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促进作用是通过信贷规模与融资成本两种渠道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且通过异质性分析分别细化了政策因企业区位、企业所有权、企业规模的促进作用程度差异;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的绿色效应: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在新发展理念下,基于绿色导向与创新导向系统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绿色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文选取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风险水平以及增强企业治理水平的三重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高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企业要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效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协同机制,通过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实现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有效解决新能源行业技术创新资金瓶颈问题。选取2012—2021年A股上市新能源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17年作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促进了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2)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可以缓解新能源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3)在企业异质性分析方面,国有产权性质、社会责任意识较好、较高金融发展水平和较高绿色金融水平地区的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受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可以为新能源企业制定技术创新策略和融资策略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知识搜寻与重构如何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柔性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实力和发展韧性较强,如何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组织搜寻与知识管理理论,引入知识重构作为中介变量,战略柔性与激励型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探究知识搜寻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基于272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调查数据,通过层次回归、Bootstrap等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知识搜寻与技术知识搜寻均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影响;知识重构在市场知识搜寻、技术知识搜寻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知识搜寻对知识重构的影响;激励型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知识重构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工业互联网背景下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研究——基于量子管理范式和资源编排理论的组态分析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资源编排组合克服资源利用局限性,协同供应链上下游进行技术共享。但目前专门针对合理编排利用不同类别的资源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且对于数字场景的探讨并不深入。而在互联网时代,量子管理范式促进企业进化为网络化的生命共同体,逐渐形成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的发展趋势。为此,以量子管理为视角,综合考虑工业互联网情境下制造业的资源类型,深入探究传统、数字与绿色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匹配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针对中国机床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基于151份有效问卷,首先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方法分析资源和能力如何构成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然后运用fs QCA方法探究资源和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充分性关系,为制造企业有效编排组合资源和能力进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参考与借鉴。结果表明:3种资源和能力均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数字平台能力发挥促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显著作用;绿色技术创新的多元路径可以归纳为传统数字驱动型、数字驱动型以及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其中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的经验相关性最强。据此,制造企业在具备实物资源、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条件下,可以通过强化绿色资源获取能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制造企业要与其他平台成员之间在平台的支持下实现更好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

政府资助、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比较

基于我国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同时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该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该影响;政府资助显著促进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政府资助对重污染企业的U形影响;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对非国有企业调节作用更强。据此,政府在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应该结合环境监管政策,采取差异化的资助措施,重在引导企业以追求低碳化目标为导向积极开展绿色创新。

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有力保障,对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1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625家上市企业相关研究数据,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人才资源集聚、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均能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非中心城市、初期创立阶段、强竞争力行业与高技术行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受金融生态环境的驱动效应更强。据此,可以通过打造金融生态产业集聚地、推动多主体金融生态服务落地、发挥企业绿色标杆引领作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