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碳排放影响因素驱动效应测度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不断采取碳减排策略,实现社会经济与碳减排目标的协调发展。本文选取34个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典型国家,在验证时间序列平稳性和协整性的前提下,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探究不同工业化阶段国家碳排放强度、能源强度、可再生能源占比及工业化率对碳排放变动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驱动方向方面,除了委内瑞拉,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后期阶段技术和结构因素均为负向驱动因素;工业化中期-后期阶段、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及工业化初期阶段中除能源结构是负向驱动因素外,其他因素几乎均为正向驱动因素。驱动程度方面,技术和结构因素对碳排放变动的平均贡献度表现为: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中期-后期阶段低于30%,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初期-中期阶段和工业化后期阶段均超过40%,这与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后工业化阶段国家有8个碳排放变动受到工业发展的主导,工业化率平均贡献度为14.78%;3个国家受能源结构主导,可再生能源占比平均贡献度为12.97%。工业化阶段碳排放变动受技术主导的国家有13个,碳排放强度平均贡献度为14.72%,受能源强度主导的8个国家的平均贡献度为17.61%。技术进步在工业化阶段碳减排作用显著,而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后工业化阶段碳减排效果显著。现阶段中国应着重进行技术变革,稳步提升低碳技术;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后,着重进行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结构碳减排,从而实现经济社会低碳绿色发展。

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指数的影响研究

为了科学评估低碳试点政策成效,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分析政策对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指数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政策对工业化后期试点城市的平均与边际影响效应为正,且边际影响效应随着研究期的延长逐渐增大;政策对工业化中期试点城市的平均影响效应为负,边际影响效应在2013—2015年为负,直到2016年才为正。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影响机制并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基于此,建议政府根据城市工业化阶段制定差异化考核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