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一个理论模型

根据文献分析法对现有理论和实证结果进行梳理和提炼,提出基于摩擦成本与路径冲击、路径偏离与调整成本,以及调整模式为核心概念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理论模型。认为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构成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两条基本路径,在企业、产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摩擦成本分别对两条路径产生冲击而导致工业化偏离或信息化偏离。为解决这些偏离支付的成本即为协调成本,在不同的调整成本作用下形成平滑型调整和非平滑型调整,最终对宏观经济指标产生正向作用。将现有理论观点和实证结果整合在统一的逻辑体系下,为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实践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分析工具。

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述评及其引申

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是我国一项重要国家战略,近年来颇受政府、企业以及学术界等相关领域的重视。国外学者对"两化融合"发展的研究较早,国内学术界近年来对此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对"两化融合"发展的内涵、路径以及相关经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从我国"两化融合"发展情况看,"两化融合"经历了政策的演变和推进,试验区建设也实现了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升。"两化融合"发展是传统工业转型的必由之路,"两化融合"与"互联网+"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

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初探

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是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目标与任务的重要途径。文中对工业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的中心内容、基本思路、基本模式与基本策略进行分析了与探讨。

陕西省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内在动因研究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新时期我国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目前陕西省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等多个视角系统分析了"两化融合"的内在动因,指出两化融合是陕西省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工业竞争力、推进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和制造业服务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加快推进两化融合势在必行。

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支持政策——以潍坊市为例

文章以潍坊市两化深度融合为例,分析两化融合中普遍存在问题和困难,提出通过建设技术创新体系、加快人才培养、增加资金投入和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等措施来有效推进两化融合进程。

关于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对策的思考

海峡西岸经济区两化融合现存在缺乏企业信息化建设资金、企业管理体削滞后、企业产品创新能力不强、部分中小企业对信息化认识不足、缺少统一的两化融合标准、缺少复合型人才等问题。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两化融合的发展进程，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两化融合的发展进程应进一步可以采取如下发展对策及措施。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各省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度测算

采用投入产出表方法测算出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度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发展很不均衡,大部分中西部地区融合度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的融合度水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潍坊市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面临问题与政策支持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以潍坊市两化深度融合为例,分析两化融合中存在问题和困难,提出相关支持政策推进两化融合进程。

浅谈企业工业化与信息化的高度融合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为各个国家提供了发展和转型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竞争力格局变化的挑战。为了提高工业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现代企业一定要加强对于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关注度,使其对企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本文先探析了企业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现状,而后阐明了工业化与信息化在企业系统中的融合作用与原则,最后针对融合发展提出了相应策略,希望能够促进相关企业的良好发展。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张海波: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新型工业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敏锐抓住了信息化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探索并长期坚持了一条以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为本质特征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制造业实现由小到大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和进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新时代背景下深化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理论与实证

本文构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模型,将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应用于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研究,以2000-2009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探讨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并发现:首先,融合具有周期大约为5年的间断平衡性,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路径与两者融合的相关性高于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路径,工业化和信息化对各自理想水平的偏离呈交替波动等三个主要特点;其次,融合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三次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单位GRP电力消费和能耗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融合水平每增加一个点(以百分计),人均GRP可增长0.06%;融合可显著减少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促使第一产业向第二或第三产业转移;融合可减少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力消费和能源消耗,但这种影响很小,不具统计显著性。

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视角

本文针对为什么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构成中国制造2025战略任务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从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视角探讨协调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理论和政策分析依据。研究发现,协调成本的下降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结论是有条件的:首先,协调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阀值。协调成本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倒U"型,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协调成本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呈"倒U"型。其次,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下降同样单位的协调成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从这个角度而言,协调成本不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源泉,选择哪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制度等外生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最后,经济增长对协调成本下降的冲击或调整,使协调成本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可能是收益递增或不变,也可能是收益递减。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作用在于缩短协调成本迂回路径或加快迂回速度而实现收益递增。

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环境的综合评价及分析——基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测度与比较

文章通过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外部环境因素纳入模型,获得了能切实反映"两化融合"动态特征的融合系数,并以此构建了一个包含6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的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环境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2005-2009年中国30个省区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区域的"两化融合"环境水平进行了测算和比较。结论表明,外部环境因素的改善有助于提升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速度;从整体上看,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环境正趋于改善,但提升速度依然缓慢;东中西部地区的融合环境改善表现出较严重的不平衡,聚类分析表明融合环境水平的区域分布呈纺锤形特征。

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评价研究

首先,根据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实际情况,本文对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度和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效率进行了定义;其次,在协同度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度的评价模型,并对我国2003年到2010年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度进行了评价;再次,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效率定义的基础上,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了全要素融合效率评价指标,并运用仁慈型DEA交叉效率评价模型对我国1997年到2010年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度越来越高,但是融合效率却越来越低,融合"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的现象十分明显。最后根据分析结果,得到相应结论,为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提供决策上的参考。

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之知识产权困境与对策

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但工业化与信息化各自独特的属性,使得"两化"融合面临产权结构上之冲突。文章通过比较提出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之产权结构,并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硬环境以及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公共通信网络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剖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所面临的知识产权困境,进而从搭建联合技术创新平台、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机制、建立信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解决困境的对策。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作为工业大省的广东,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发展方面持续发力。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5.9万家,全部工业增加值达4.5万亿元、占全国1/8。广东还大力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产业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创新。持续深化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发展阶段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

推动两化深度融合走深向实奋力谱写新型工业化四川发展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两化深度融合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线,更成为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关键纽带。本文总结了四川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取得的主要成绩,提出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统筹推进稳增长、强体系、促转型、推融合、育主体、扩合作等各项工作,全面提高制造业现代化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加快建设制造强省、网络强省和数字四川。

我国数字信息化产业及技术发展现状

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新阶段,它是我们迈向现代化工业体系重要的转型路径,同时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战略方向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始终不断地把握新时代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机遇,才能够不断推动工业与信息领域的深化融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自2000年我国发布“第十个五年计划”以来,就开始了信息化的建设与发展,并将其定位成为我国的重要举措。

信息技术投资与工业企业创新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信息技术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框架,并利用中国工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投资在总体上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但这种作用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低创新战略导向型企业中信息技术投资对创新绩效的贡献要强于高创新战略导向型企业;大型企业中信息技术投资对其创新绩效的贡献更显著;国有企业中信息技术投资对其创新绩效的作用要强于非国有企业。这些结论不仅为工业企业信息技术投资促进创新绩效提供了微观证据,也对中国“两化融合”和建设“数字中国”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

基于“两个融合”的省域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对策

新型工业化是欠发达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紧扣新型工业化的内涵要求,设计涵盖其要义的省域综合评价体系,并以中国大陆的30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西藏因部分指标缺失未包括在内)做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省域间新型工业化水平差异并不显著,北京、上海、湖南得分较高,东部地区得分整体高于全国水平,而中部、东北、西部得分低于全国水平。省域间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两项得分上的差异性较大,也是对各省新型工业化水平贡献最大的因素。针对分项指标中各省发展存在的问题采取对策,以提高其新型工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