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工业污染现状及防治研究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坚持绿色发展,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工业污染防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伴随着全疆工业企业的迅速发展,其“三废”处置能力却相对落后,由此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全疆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废水、废气和固废3个方面探讨了新疆工业污染现状,以及工业污染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现状及问题分析,提出了全疆工业污染防治具体对策,对降低全疆工业污染,保障全市工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发展目标等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金融发展与工业污染排放--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金融发展在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矛盾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9—201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结果表明:(1)金融深度发展直接促进了工业污染排放,而金融效率发展直接抑制了工业污染排放。(2)金融发展调节了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但调节作用效果因金融发展指标和污染物选取不同而存在差异。(3)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倒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与工业污染排放

知识产权制度面对低碳绿色的高质量发展需求能否成为抑制中国城市工业污染的隐蔽力量?该研究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视为准自然实验,在阐释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理基础上,采用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该研究始于2003年,此时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总共有109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年巢湖市被撤并,最后剩余108个地级以上城市),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探究其异质性、动态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研究表明:①在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显著抑制了工业污染排放,且减排效果不断增强,此结论在连续型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②异质性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在长江上中下游城市、大中城市均表现出良好的减排绩效,且在长江上游城市、大城市的减排效果更佳,同时相比烟尘污染,其对水污染、气体污染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③空间效应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同时抑制了本市与经济相邻城市的工业污染,政策效果呈现出空间溢出性,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④机制分析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借助技术创新引发城市产业升级与配置优化,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也能够通过绿色创新直接促进工业污染治理。据此该研究提出,通过加大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推进力度、探索实施差异化的知识产权治理政策、加强城市间知识产权工作交流合作,以创新驱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工业污染影子价格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及政策含义

环境治理需要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合作,而制定和实施综合的、一体化的环境政策,要以科学评估边际减排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为基础。利用我国省级工业部门投入-产出数据以及二氧化硫(SO_(2))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数据,基于参数化产出距离函数方法估计不同地区这两种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评估影响两种污染物影子价格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工业SO_(2)和COD的影子价格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省区最高,中部省区次之,西部省区最低;两种污染物的影子价格随时间呈快速增长趋势;高新技术产业比重、R&D支出强度、环境政策强化等因素显著影响污染排放影子价格。其政策含义包括在适当时机提高环境税税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探索建立区域性排污权交易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联防联治机制的创新。

原位水平阻隔风险管控技术在某退役工业污染场地治理中的应用

为满足人体健康风险管控目标,结合某退役工业污染场地后期开发工作情景,分别针对室内外区域设计了针对性的风险管控方案。室内区域建筑物地基下方−2 m污染土采用土壤气阻隔控制工程,在建筑物地基底板与导气层之间喷涂隔气膜对土壤气进行阻隔,控制建筑物下方导气层负压为−5~−2 Pa,利用抽提系统对土壤气进行集中收集,经尾气处理系统处理达标排放;室外区域原始地面标高−3 m以下污染土采用HDPE膜(两布一膜)进行水平阻隔,阻隔层上方采用清洁黏土覆盖压实。工程设施完工1年内开展的风险管控效果评估结果表明,室内外区域风险管控工程的工程性能指标及污染物指标均符合评估标准要求,达到预期效果,工程已于2021年12月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验收,进入后期环境监管。

旅游业发展的工业污染减排效应与空间效应——基于“两山”理论的实证研究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通常具有“低排放”和“低污染”等特征,其发展能否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助推绿色发展,目前文献缺乏系统证据。本文以我国28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旅游业发展与地区工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基于“两山”理论研究旅游业发展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业发展特别是生态旅游业发展,对工业污染具有显著减排效应,且该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东部地区和弱环境规制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减排效应更加明显,以及地理经济距离越近的地方溢出效应越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旅游业发展能够显著加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证实了旅游业发展与“两山”转化的关系。本研究不仅揭示了旅游业发展特别是生态旅游业发展在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失衡中的重要作用,为生态旅游业发展助推“两山”转化提供了科学证据;而且有助于从环境效益视角认识旅游业发展的价值作用,为我国旅游产业政策和环境规制政策的空间选择提供理论支撑。

高铁开通、产业集聚与工业污染

近年来,高铁网络的快速覆盖持续降低要素流动成本,为要素的集聚提供了重要驱动力,而集聚经济往往在污染减排方面扮演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从产业集聚视角挖掘高铁开通影响工业污染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是高铁开通实现工业减排的重要机制。(2)高铁开通的产业集聚效应因城市的地理区位、经济规模、就业密度以及污染强度不同存在显著差异。(3)高铁开通提升本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同时产生空间上的负向溢出效应,但在提升本地制造业集聚的同时产生了空间上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而导致高铁开通在降低本地污染强度的同时对邻地的污染状况产生正向溢出。(4)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是高铁开通产生集聚减排效应的重要原因。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智慧城市试点工业污染实证研究

将科技部和国家标准委实施的智慧城市试点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5年2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为切入点,使用合成控制法研究智慧城市试点对降低工业废物排放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试点可以降低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与2011年相比减少8.4%的工业废气排放,同时减少了7.3%的工业废水排放;(2)降低工业污染的政策效应,不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来换取的;(3)试点城市中经济欠发达城市的减排效果好于经济发达城市.因此,在后续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推行中,应吸取本次政策试点的经验,有针对性地制定智慧城市建设措施,促进产业向环境友好型转变,减少工业废物的排放.

公众环保诉求对工业污染的影响——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公众环保诉求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关注区域不同。研究结果显示:全国来看,样本期内公众环保诉求对工业污染排放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倒U型曲线效应,也即随着公众环保诉求的提升,其对工业污染排放量发挥“先扬后抑制”的非线性效应。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两者间倒U型与线性关系均不成立、中部地区倒U型关系成立,西部地区两者间关系不确定,或呈倒U型关系、或正向线性关系。可见,公众环保诉求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

农村地区工业污染治理的对策探讨——以山西省长治市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企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吸纳农村劳动力和促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对山西省长治市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村地区工业企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由于环保法律法规欠缺、有的基层政府生态职责履行不力、农民生态维权意识淡薄、重污染行业比重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一些农村地区环境污染日益加剧,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改变农村地区工业污染状况和治理现状,建议采取健全农村治理法规、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变革农村企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民环保意识等措施,推动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

某工业污染场地浅层地下水水化学特征与水质综合评价

为了表征某工业污染场地及周边地域内浅层地下水水化学特征和水质,选取15个采样点地下水水样,采用Piper三线图解法、舒卡列夫分类法、吉布斯模型、离子比值等分析水化学特征及成因,运用内梅罗综合指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估地下水水质,并考察2种方法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地下水水样分别呈弱酸、弱碱性,水化学类型以HCO_(3)^(-)·SO_(4)^(2-)·Cl^(-)-Na^(+)·Ca^(2+)型为主,阴离子以Cl^(-)为主,阳离子以Ca^(2+)为主;离子浓度受水岩相互作用、蒸发浓缩、阳离子交换作用和人为活动的影响,Ca^(2+)、Mg^(2+)主要来源于石膏和碳酸盐的溶解,Na^(+)、Cl^(-)来源受岩石风化作用和人为活动共同影响;综合水质评价中Ⅴ类水占比最高,集中在工业污染场地周围;内梅罗综合指数法相较于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结果过于悲观,易受极端值影响,两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706,相关性为显著正相关。

工业污染地块土壤综合治理措施研究

工业污染是造成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工业污染地块土壤综合治理措施的应用可以系统地分析工业生产造成的土壤污染具体情况,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修复方案,有效去除土壤污染。对工业污染地块土壤进行综合治理,需要考虑到常见的工业污染类型,对重金属、有机污染物造成的土壤污染情况进行科学分析,探讨各种土壤修复技术的特点与应用条件,而后选择科学的方式开展治理活动。工业污染地块土壤综合治理需要积极构建土壤修复标准体系、明确污染治理责任主体、提高综合治理技术水平并坚持土壤修复基本原则。

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研究

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工业场地土壤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因此,我国针对工业污染场地中土壤污染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推广有效的土壤修复技术,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工业污染场地中的土壤治理问题,为人们带来健康的生活环境。

智能化环境监测与管理系统在工业污染防治中的应用探索

智能化环境监测与管理系统,通过多元、高效的环境健康信息数据监测与分析,为工业污染防治管理提供精准稳定的基础数据信息,并建构起更为多元化的污染防治管理模式。本文从我国工业污染防治技术发展、新形势下污染防治特点等方向入手,探讨智能化环境监测与管理系统在工业污染防治中的应用模式和重要价值。

给污染源记笔“账”——欧美工业污染源清单机制研究

工业污染防治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也是节能减排重点工作之一,而工业污染源清单体系不仅有利于政府切实了解和把握各地区及行业的污染排放情况,还有益于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以及污染控制技术手段的研究和实施。

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措施探讨

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可以通过调查土壤环境,了解其污染情况,为污染治理工作提供良好依据,从而提升治理效果。但在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中,仍然存在对调查重视度不足、评价标准不完善、调查周期长、分析成本较高等问题。因此,在开展工业污染场地环境调查时,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提高对调查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完善评价标准、改革调查模式,提升人员素质,并在发挥调查作用的同时,提高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为场地复用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略谈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修复常用技术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我国工业规模逐步扩大,虽然取得了理想的经济效益,但污染程度日益加剧,我们需要通过适宜的措施控制大量污染物。工业污染除了影响大气环境,也会对土壤环境构成威胁。针对这一状况,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工业污染场地的重视,并且有针对性地解决其造成的污染问题。本文重点概述了工业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的常用技术,结合工业污染的类型和危害进行分析,总结了植被修复法、微生物修复技术等的应用要点,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以供参考。

明胶、骨胶和皮胶工业污染治理状况

在中国日用化工协会明胶分会(明胶协会)2007年专题讨论会上,山东大学副教授殷永泉博士就明胶、骨胶和皮胶工业污染物的治理问题作了一份探讨性的报告。现发表于后,供读者参考。

新常态下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优化路径——以湖北省为例

本文基于湖北省近十多年来的相关数据,阐述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现存的主要问题,如政府重视不足、投资下降,投资主体积极性不高、投资渠道少,投资管理不善、监督不力等。并结合新常态下宏观经济的变化和湖北省域情特征,着重探讨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优化路径,包括加大政府重视程度和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投资主体积极性,创新投资渠道;完善投资管理与监督机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在产业转型升级中转变投资重点。

公众环境监督行为、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公众越来越重视污染治理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监督式的环境参与行为,为了促进公众的环境监督行为,政府颁布了诸多公众环境参与政策以保障公众环境监督权利的实施。本文以2006—2014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众监督行为以及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研究了公众监督行为与政策间的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以环境来信和政协提案衡量的公众监督行为与工业"三废"的治理效率相关程度不强,但在国家层面上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在这两种情形下,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均呈现出促进作用,说明政府颁布的公众环境参与政策更具强制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具备一定的正面效力,能够减缓环境条件的恶化速度。另外,从国家级的公众环境参与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长期影响效应,当期开始便会对污染物的治理效率产生最大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力会不断的削弱。公众参与政策和环境来信之间存在良好的交互作用,并且当期的政策同样能影响未来1～3 a的公众监督行为。政府颁布的政策能促进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同样有助于政策的完善与实施,两者的交互效应能够对环境治理产生正向作用。所以,面对环境问题,在坚持政府自上而下领导作用的同时,也要注重公众自下而上的环境参与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