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集聚对中国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本文以2005~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决定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理论、计量模型,构建中国省级行政区内部地级市之间的内部集聚度指数以及反映市场规模效应的外部集聚度,深入研究了空间集聚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有利于减少単位GDP工业COD、工业SO_2、工业烟尘和粉尘污染排放强度;内部集聚度对工业COD排放强度差距的贡献为负,是缩小工业COD排放强度差距的因素,而外部集聚度的贡献为正,表明随着集聚外部性的增强,区位的重要性更大地体现在不同区域间的相互关联上,即市场规模效应;外部集聚度对地区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

环境规制、能源供需结构与工业污染

山西省作为煤炭生产和消费大省,其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主成分分析,采用完全修正一般最小二乘法及协整分析方法对山西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煤炭供需结构比重越高,工业部门的污染排放强度随之增加,且煤炭生产结构对工业部门造成的环境负外部性影响要远超煤炭消费结构所带来的影响。山西省资源型经济体制改革相较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执行,对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有更明显的刺激推动作用。具体来看,转变煤炭能源消费结构行为比转变其生产结构行为更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潜力。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山西"的目标,一方面要进一步扩大环境治理投资并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政府出台的环境保护法律来直接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另一方面,要不遗余力地贯彻落实并深化山西省资源型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力度降低工业经济发展对煤炭的依赖。不断引进具有创新能力和先进生产技术水平的外商在当地投资设厂,激发市场的活力并刺激企业间竞争力,优化产品生产效率与质量,从根源解决山西省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

僵尸企业与污染排放:基于识别与机理的实证分析

现有大量文献考察了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及其存在原因,而其中采用规范的计量方法考察僵尸企业对于经济运行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则相对较少。在我国越来越重视环境治理的背景下,本文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角度考察了僵尸企业的负面影响。基于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识别出的僵尸企业资产规模比例变量以及各省区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僵尸企业资产规模比例越高则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也越高。该结论在对多类工业污染物因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以及采用基于两类权重矩阵的广义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后均成立。本文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市场化进程指数以及私营企业利润率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实证分析发现,较高的僵尸企业资产规模比例降低了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不利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同时也抑制了私营企业利润率。政府部门应继续积极推进放权性改革以及金融体系深化改革,消除僵尸企业赖以存在的政策环境,同时采取果断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辅助措施处置僵尸企业,逐步形成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的良性循环。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发展转型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规模-技术”的减排效应为传导路径,运用GS2SLS和逐步回归法,探析“新基建”与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新基建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排放,且信息、融合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2)信息基础设施完全通过工业规模扩张和工业技术进步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3)融合和创新基础设施不仅通过工业技术进步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还能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不过工业技术进步效应对直接减排效应具有减速作用。基于此,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快新旧基建融合创新等建议。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具有减排效应——来自中国高铁开通的证据

以是否开通高铁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契机,采用中国2004—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实证考察高铁开通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的收入效应和集聚效应总体上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高铁开通的污染减排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的污染减排效应更为显著。之后,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均支持高铁开通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降低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对作用机制的进一步检验结果显示,高铁的收入效应和集聚效应在实现单位产出污染减排上的积极作用有赖于高铁网络下发生的要素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