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工业病理学”的创造性发展

18世纪的医生拉马齐尼提出“工业病理学”概念并以此研究公共卫生,尤其是职业健康问题。马克思汲取这一概念和相关理论,把对个体和群体患者疾病的研究翻转成对于导致工业病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制度的研究,从资本批判的高度揭示出工业病背后的资本逻辑,说明了工业病理学诞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分工模式催生了工业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效用和增殖原则的主导下必然会造成工人阶级身体和精神的异化与病态化。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剩余价值,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工人阶级的健康危机。

从生命政治学回到“工业病理学”——对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生物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其核心是以“扶植生命”为名,通过隐匿的操作使人的生物性生命和生存环境“合理化”来服从阶级统治和资本增殖逻辑,其后果是导致了“生命异化”。对此,虽然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分别从治理术和法律层面进行了剖析,但仅停留于对“病症”揭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工业病理学”思想是对“生物现代性”问题的“病理”分析,不仅揭露了生命政治化及其异化的“病症”,而且从根源上说明生命异化的病源在于生命和经济关系中劳动和所有权的异化,从而为现代化发展和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超越“生物现代性”问题必须从生命和经济的关系入手,坚持“人民为中心”的路径选择,巩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制度基础,夯实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优化人的永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马克思“工业病理学”视域下的医生职业伦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英国公共卫生改革推动者西蒙医生的《公共卫生报告》,发展了马克思的“工业病理学”,不仅直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还间接地对医生的职业伦理和社会价值提出了期许和建构。马克思认为,医生群体要具有内行、公正、坚决的伦理精神,并且只有将自身价值寓于劳动人民之中,将人民的健康和利益放在首位,才能更好地救死扶伤,发挥更大的价值和优势。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重温马克思“工业病理学”视域下的医生职业伦理和社会价值,不仅对更好地应对疫情,而且对建构当代医学伦理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工业病理学”考察——以《资本论》为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巨大冲击,陷入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提出“工业病理学”理论,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致病机理和演变逻辑。通过分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公共卫生报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疫情危机不是单纯的公共卫生危机,更是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公共卫生危机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价值错位、制度缺陷及治理失灵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了资本主义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周期性失败。只有变革社会制度、深入工人群众、尊重专业精神,才能突破局限性,成功应对公共卫生危机。

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工业病理学”考察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巨大冲击,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发展“工业病理学”,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致病机理和演变逻辑。通过分析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公共卫生报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瘟疫周期复发不仅是单纯的公共卫生危机,更是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生产与公共卫生危机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价值错位、内在矛盾及功能失灵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了资本主义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失败。只有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深入工人群众、尊重专业精神,才能突破局限性,成功应对公共卫生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