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工业智能化和工业碳生产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时空分析

数字经济正在引领着工业活动的数字化革命,为其低碳转型提供了契机。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发展的空间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关系,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面板数据,借助双重固定效应下的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引入工业智能化检验数字经济对工业碳生产率升级的作用机制和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显著提升本地城市工业碳生产率,也促进邻近城市工业碳生产率提升,且其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但促进效果存在先增加后减弱的“减速效应”。(2)数字经济推动工业智能化发展是提升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重要传导路径,并存在正向非线性关系,盲目追求智能化指标会削弱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由此提出深入挖掘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加强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平衡数字经济与工业智能化的发展等建议,以放大数字经济对工业碳减排潜力。

基于SBM-ML-Tobit模型的中国工业碳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4—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超效率松弛变量的测度(SBM)模型和马尔奎斯特—吕恩贝格(ML)指数方法,测度了2004—2019年中国省级工业碳生产率静态效率与动态指标并进行分析。其次,使用Tobit模型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在2004—2019年,我国大部分区域工业碳生产效率值整体水平偏低,仅部分东南沿海地区达到优秀水平,但各区域工业碳生产效率动态指标差异较小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各地区在工业碳排放管理与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2)经济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与对外开放对工业碳生产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城镇化程度对工业碳生产率存在显著抑制效应;环境规制对工业碳生产率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U”型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从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异质性、机制路径等多角度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增长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并表现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受地理区位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影响,数字经济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地区差异;数字经济在直接影响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同时,还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间接促进工业碳生产率提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促进效应,以数字经济发展带动中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应分考虑空间特征,针对性设计工业低碳路径;挖掘数字应用场景,助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完善创新激励机制,提升工业绿色低碳创新水平;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碳交易政策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以2005~2017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动态效应检验和三重差分等方法,考察了碳交易政策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异质性,同时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解析碳交易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实现机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工业碳生产率,实现了"降碳促经"效果,且该效果保持逐年上升趋势;异质性检验表明,各试点地区对政策的响应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工业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较为显著,而广东、重庆未能对政策做出充分响应;机制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有效激励环境治理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革新效应,进而影响工业碳生产率提升,其中结构优化效应是响应政策最为充分的机制.本文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未来碳市场运行提供一定参考.

环境规制与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与新地理经济学,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利用我国2010-2017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对工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异质性与工业碳生产率的关系以及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碳生产率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集聚现象;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工业碳生产率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工业碳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能促进工业碳生产率水平,并且直接效应更加显著。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进步和工业规模结构能够显著地促进工业碳生产率提升,但能源消费结构会对工业碳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绿色信贷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7~2019年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绿色信贷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异质性。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工业碳生产率;绿色信贷会通过激励研发创新、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对工业碳生产率产生影响。绿色信贷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对工业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和范围存在不同的影响。最后,从业务发展、资金导向、跨省合作、差异性政策等方面提出绿色信贷促进工业碳生产率提升的对策。

碳交易政策如何影响工业碳生产率: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当前,在中国奋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不仅给碳排放量相对较高的工业企业带来较大环境治理压力,同时也给其在经济增长方面带来较大冲击.对其随着碳交易政策的提出,是否能够产生“减碳促经”效果展开深入研究.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市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等方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对碳交易政策与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展开深入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能够明显提升工业碳生产率水平;同时该种作用效果会随着试点区域的不同存在明显差异;该政策能够产生显著的环境规制、结构优化、技术和能源结构优化效应.建议通过加速完善环境规制层面法律制度、加快构建环保产业发展新体系、加强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力度和加速优化能源结构方面促进中国工业经济向低碳化发展转型.

数字经济对中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

数字经济作为中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引擎,能否进一步促进城市工业实现经济和环境双重效益亟待研究。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非期望超效率E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其时空特征,解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研究结果如下:(1)中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总体呈波动性增长趋势,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现象十分显著,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现象并存,空间非均衡现象仍然存在。(2)数字经济可以赋能城市工业碳生产率,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提升本地工业碳生产率,也会通过溢出效应对邻近城市工业碳生产率释放促增红利,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3)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来实现,现阶段绿色技术创新尚未发挥机制作用。(4)数字经济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的赋能效应因城市区位与创新环境差异而存在空间异质性,如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周边城市工业碳生产率具有辐射带动效应,而高人才集聚区则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未来应重视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破除城市“各自为战”的治理方式,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城际绿色协同治理体系,突破地理边界以形成区域工业减碳合力。

数字经济赋能与工业低碳转型: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从理论层面深入探究了数字经济赋能工业低碳转型的内在机制,并基于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就数字经济赋能工业低碳转型的机制与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工业碳排放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工业碳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数字经济能促进工业低碳转型;(2)东部地区数字经济能显著降低工业碳排放量和提高工业碳生产率,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能显著降低工业碳排放量,但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3)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影响工业碳排放量和工业碳生产率的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赋能工业低碳转型;(4)数字经济赋能工业低碳转型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经济赋能本地工业低碳转型的同时也促进了邻近地区的工业低碳转型。

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工业碳生产率——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已渗透到中国各行业领域尤其是工业部门,引发了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根本变革。本文基于Acemoglu(2002)的技术适宜性理论框架,将数据作为一种要素纳入到包含资本、劳动以及能源等传统要素的常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中,形成了工业碳生产率的动能分解以及影响路径的理论框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技术进步偏向并非能够始终促进工业碳生产率增长,其主要取决于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所引起的技术进步偏向的变化。进一步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工业碳生产率之间呈现出“U”形的曲线关系,根据“U”形曲线的拐点值以及要素的替代弹性可知,在当前阶段数字经济会增加能源消费强度进而抑制工业碳生产率提升,而技术进步偏向能够降低能源消费强度,从而促进工业碳生产率提升,并且在技术进步偏向的作用下,数字经济能够提前发挥对工业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资源错配对中国工业低碳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由于制度性障碍或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市场不完善的国家面临较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因此,清除要素自由配置的制度障碍,纠正要素价格扭曲,解决行业间的资源错配问题成为颇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和工业全口径行业数据,测算了2001—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间的资源错配系数,根据错配系数的数值特征将所有行业划分为资源错配组和劳动错配组,运用计量回归模型分组检验了资源错配程度变化对工业低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资源错配程度的减轻显著地促进了低碳生产率进步;资源错配程度的加剧显著地阻碍了低碳生产率进步。

市场型环境规制促进了工业低碳转型吗?——来自用能权交易的证据

“双碳”背景下,用能权交易制度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否助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仍有待检验。基于2011—2020年我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法,检验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城市工业碳排放和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用能权交易制度有助于城市工业碳排放减少和工业碳生产率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对内陆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同时为沿海城市带来“锦上添花”的效果;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城市,用能权交易制度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低碳转型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用能权交易制度主要通过能耗“双控”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等途径驱动城市工业低碳转型。进一步分析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削弱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产业结构效应及绿色创新效应,要素错配弱化了用能权交易制度的能耗“双控”效应,二者对用能权交易的低碳治理效果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以上结论进一步完善了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低碳治理效应评估,为理解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城市工业低碳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制度优化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