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农业为工业积累的时间界定

从农业为工业积累的原因看,从工业化的含义看,从工业起飞的时间看,我国农业为工业积累任务的完成应是在1970年前后。

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以云南省为例(1949-1992)

本文试图利用经济学理论,以云南省为例,对建国后(1949-1992)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剩余转移问题给出自己的理解。改革开放前(1949-1978),为了保证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国家通过土地改革、统购统销、户籍控制、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制度安排,控制农村各类市场和农业生产,以达到低成本实施"价格剪刀差"策略、顺利转移农业剩余的目的。改革开放后(1979-1992),国家通过放松对农村各类市场(除了金融市场)和农业生产的控制,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上升。但是,由于国家仍然控制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剩余以金融剩余(银行储蓄)的形式转移。农业税收是农业剩余转移的又一种途径。但就云南省情况而言,价格剪刀差、金融剩余是农业剩余转移的两种主要方式,农业税收的作用不大。

工业化时期的农业发展问题——兼论成品农业

工业化时期的农业发展问题——兼论成品农业石承林曾用名石成林、石正高。现任中共湖南省常德市委政研室主任。已发表经济社会学论文１６０多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经济学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与《中国经济科学年鉴》、《中国社会学年鉴》等资料性刊物复印刊...

我国城乡利益关系格局及其调整

近代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格局就一直表现为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一方面,随着工业、商业、贸易在沿海地区（后来伸延到内地）的发展,形成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另一方面,广大的乡村依然大体上停留于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巨大反差,铸造了一种对立鲜明的二元经济结构,并导致了城乡之间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平等性和冲突性。 1949年的历史性转折,为消除城乡之间具有冲突性的经济利益关系格局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性。然而,建国初期发展大工业的迫切要求,历史传统的巨大惯性以及城乡之间极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状况,致使这种消除城乡利益冲突的政治上的可能性一时无法转化为经济上、政策上的现实性。众所周知,建国后我们即面临着实现工业化这一历史性任务,但这一任务的完成却受到资金短缺的严重制约。于是。

一个基本的看法:妇女与农村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涉及到一系列对妇女有重要影响的社会设置。第一个方面的设置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从世界的经验来看，１９世纪的工业革命把生产功能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妇女的劳动从私人领域进入了公共领域。从此性别的不平等从隐性、个人性，走向了显性、社会性。第二个方面的设置来自中国的经验，即支撑工业积累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制度。从人民公社时期的“绝对剩余价值的扩张性积累”到改革开放后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深入性积累”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它使得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第一次在本社区普遍实现了工业就业，工资就业。第三个方面的设置是以血地缘为基础的社区劳动力市场。这种劳动力市场曾经以实现社区的相对完全就业和推动社区发展为目标，并保护社区工人不受外来竞争的威胁。在亲属、邻里关系和教育、技术背景这两个旗鼓相当的就业条件之间，早期的社区劳动力市场显示了相当的宽容性，它没有因为妇女的第二个方面的不足而把她们排除在外，而是给了她们实践和发展的机会。９０年代后期农村工业企业的全面转制使“节资降本，加速资本化”的社区劳动力市场不再对妇女宽容。中年妇女的失业被内化，现实化了。同时，男性农民通过“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