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发展特征及动态演变分析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考察其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情况。结果表明:①在时序发展上,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②在空间演变上,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空间不均衡分布,其中,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显著;③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正相关性,且存在显著的“高高—高效型”和“低低—低效型”各自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时空跃迁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环境规制、绿色信贷与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不断提高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对我国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差异化影响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基于200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基础上,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我国各省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然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在绿色信贷的调节作用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对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呈现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命令型环境规制可以有效促进本地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而对邻近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及邻地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起到抑制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改善本地及邻近地区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在绿色信贷调节作用下,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均起到推动作用。为提升我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应积极推动绿色信贷水平的提高,充分发挥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重要作用,重视其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工业绿色创新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缩小我国区域间工业绿色创新水平差距。

产业协同集聚、制度环境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

绿色创新兼具绿色和创新双重属性,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2004—2020年我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模型测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空间视角探讨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①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非线性特征,现阶段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对地理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不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②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不论在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当前产业协同集聚均显著促进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提升;③产业协同集聚通过人力资本流动和协同创新间接驱动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水平提升;④制度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不仅能强化产业协同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还能有效抑制产业协同集聚负外部性的发生。

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区域差异及其成因识别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各省市在上升为国家战略前后的两阶段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借助Dagum基尼系数探究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区域差异及来源,进而运用QAP方法研究两阶段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差异的形成机理。结果表明:第一,大部分战略区域创新研发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水平并不相持,如京津冀绿色成果转化效率高而创新研发效率中等、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研发效率高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一般;第二,五个战略区域空间不均衡性呈下降趋势,各区域组内差异在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表现为先升后降趋势,组间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决定性因素;第三,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造成我国重大战略区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且产业结构是主要因素,其中当地环境规制强度、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水平分别是影响京津冀、黄河流域和长江经济带两阶段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地区差异的首要因素,当地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长三角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地区差异的首要因素。对此提出协同提升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空间溢出与地区工业绿色创新效率

基于省级层面数据,使用两阶段网络SBM模型对2008—2017年中国区域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实证结果表明:近年来虽然研发效率存在一定程度改进,但研发效率和技术成果转化效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内部两极分化趋势明显;金融集聚与两阶段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金融集聚促进研发效率提升,但对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效率提升不明显,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仅存在于技术成果转化阶段。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11—2018年11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了其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未能达到DEA有效状态;分区域看,下游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低;分省域看,上海、浙江、安徽、重庆、湖南、四川表现较为理想,而其他省份则表现不尽如人意。时空演化的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较高的省份数量总体呈减少趋势;企业规模、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市场化程度、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则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却表现不显著。

FDI技术追寻、市场导向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基于贝叶斯修正空间杜宾模型

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独特动机的鲜明特征,通过利用2006—2016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空间维度探究了技术追寻型FDI和市场导向型FDI对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并结合人力资本流动和经济资本流动等指标构建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具有贝叶斯修正效应的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技术追寻型FDI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而市场导向型FDI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超效率SBM-DEA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05-2018年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产业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各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2)多样化集聚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有促进作用,而专业化集聚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3)多样化集聚、专业化集聚对上、中、下游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差异。基于以上实证分析,提出加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联动效应,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产业集群类型,提升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等建议。

城市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例

使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长三角地区2010—2018年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对效率提升对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两种绿色创新效率均在波动中上升;三省一市之间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差异,工业绿色创新效率也存在一定差异,上海市的两种效率值在观测期内均为1,江苏省、浙江省的城市绿色创新效率高于安徽省,浙江省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高于江苏省和安徽省;长三角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低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41个城市两种绿色创新效率的组合呈现出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四种类型,体现不同的发展特点。为提升长三角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应增强区域整体创新能力,不同类型的城市应采取不同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对策。

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空间网络特征分析

构建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推动经济转型、完成“双碳目标”的核心引擎。使用SBM模型对甘肃省12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测量和评价,并运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空间关联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定西、庆阳等地绿色创新效率较高,张掖和平凉绿色创新水平较低;甘肃省绿色创新网络关联程度不高,等级性较强;兰州和嘉峪关对全省的绿色创新资源具有吸附效应,处于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甘肃省工业绿色创新网络形成受到城市间的地理临近性、经济基础和创新支持系统差异的影响。建议应重点完善产业和环境政策,并在全局寻找方向,加强区域空间关联,进而全面提升甘肃省绿色创新水平。

黄河流域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与成因识别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准确测算黄河流域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把握其区域差异的原因,才能精准有效推动黄河流域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协同提升。基于DEA框架中的超效率EBM模型测算黄河流域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测度了其区域差异,运用QAP方法深入探究造成其差异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黄河流域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具有区域和省际差异,这种差异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态势。专利申请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新时代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引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促进黄河流域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协调提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演进

文章采用非径向、规模报酬可变的Super-SBM模型对2005-2019年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同时进一步探究了其动态跃迁类型及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波浪形的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时空差异,高-高(H-H)集聚、低-低(L-L)集聚类型的省份居多,并表现出自东向西逐渐递减的阶梯型分布规律;时空跃迁类型表现出高度的空间稳定性,即时空演变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我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动态演进规律,进而为推进区域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益启示。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14—2018年工业面板数据,运用SBM模型测算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采用中介效应和门槛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及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直接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17.7%;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呈现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由负向不显著向正向显著转变,且正向显著影响呈边际递减规律。

对外开放、市场竞争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绿色、创新、效率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外开放是影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采集了2014—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工业面板数据,运用SBM模型测算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了对外开放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对外开放对市场竞争有正向影响,对外开放、市场竞争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直接促进作用;(2)市场竞争在对外开放与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25.9%;(3)市场竞争在对外开放与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受科技创新环境的正向调节。实证结论均通过稳健性检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政府质量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研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以及政府质量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1)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政府质量正向调节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积极作用;(2)在0.1~0.3分位点处,即当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较低时,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双向FDI只有在中高分位点处方能显著促进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3)随着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政府质量的正向调节作用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规律,但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偏效应自低分位点至高分位点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现有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为解决发展中的污染问题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进行干预,环境规制政策的评价标准不仅要保护环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发展。目前关于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并且采用PSM-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减少了污染物SO2的排放,而且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排污权交易政策提高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途径是加大研发投入,并没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强环境规制下排污权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好。中国政府有必要继续推动建设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全国化,发挥政府激励作用,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创新效率的新视角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区域绿色发展的同时也为制定和完善排污权交易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基于两阶段DEA主—从模型的我国省域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通过构建两阶段DEA博弈模型中的主—从模型,将外部非创新投入考虑在内,探索中国省域2011-2016年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时空变迁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内,我国省域工业绿色研发效率和转化效率均值为0.6775和0.798,研发和转化效率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在研发阶段,中国四个区域的研发效率按东、西、中、东北依次降低。在转化阶段,东部和东北部转化效率较高,西部和东北部转化效率较低。时间维度上,在研发阶段,东部、中部和西部发展随时间波动较小。随时间波动较大的是东北区。在转化阶段,除东北部外,其他省份的转化效率随时间在整体上呈增长趋势,中部地区尤为突出。空间维度上,相邻省域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高研发效率和较高研发效率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西南等地。效率处于中间水平的省域占了三分之一,主要集中在华南、华中、华东等地区,在转化阶段,转化高于国家平均转化效率主要分布在华中、东北、华中等地。我国处于高研发-高转化阶段的省份仅有26.67%,其余省域均存在转化或者研发方面的问题,其中有40%的省域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分布未发生跳跃,剩余的省域的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主要分布在低研发-低转化和低研发-高转化类型上。

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间演变及空间关联特征

工业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实施者,其绿色技术创新备受关注。基于中国26个省域工业2014-2018的面板数据,运用DEA-BCC模型测算了各省域工业行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通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分解对各省域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进行静态分析,使用自然断裂法将各省域划分以探究其格局演变,利用莫兰指数刻画其空间关联效应。

R&D资源错配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经济的门槛效应

R&D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制约着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严重阻碍中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研究R&D资源错配以及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代表环境收益的工业固体废物无害率引入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测算R&D资源的错配程度;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R&D资源错配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回归分析数字经济对R&D资源错配、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起到协调作用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工业R&D资源均表现出配置匮乏的问题;(2) R&D资源错配会显著抑制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3)在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下,R&D资源错配会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U”型的影响机制,当数字经济达到门槛值后,R&D人员和资金都会从抑制效率提高转变为促进效率提升。本研究丰富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研究思路,并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供了实证依据与政策建议。

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协调性研究

提高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助于推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本文从创新价值链视角出发,将绿色技术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商业化三个阶段,运用网络NSBM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三个子阶段的效率值,并通过标准差椭圆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协调度发展模型探究其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协调发展情况。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总效率及子阶段效率均呈现出良好的波动上升态势,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商业化环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标准差椭圆重心“东北-西南”的分布格局逐步弱化,省域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阶段效率的差距逐渐缩小,而商业化阶段略有增加,区域间差异是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协调性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广东、上海、浙江、湖南等经济发达的省市,低值区则主要集中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贵州、青海及黑龙江等。最后,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提高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