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对“强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本文首先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考虑"坏"产出的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及其来源进行了测算,进而分析了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基于1999—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工业绿色生产率年均增长3.04%,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2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而投资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表明"强波特假说"成立与否,不仅与环境规制的强度密切相关,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的类型;3费用型规制与投资型规制在促进工业绿色生产率提升方面存在互补关系,意味着多样化环境规制组合使用的重要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验证并完善了"波特假说"理论,同时对中国环境规制的创新及规制工具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

以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1997-2015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997-2015年虽然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工业绿色生产率均呈提升态势,但仅有2014-2015年的上海、2015年的江苏是有效率省份,且省市之间效率差距不断拉大;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生产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低、中、高3种环境规制强度地区中,只有中等环境规制强度地区能够通过环境规制显著提升工业绿色生产率。基于此,提出应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为集约型、提高云贵川湘四省环境规制强度、推动现有环境规制内容市场化转型等政策性建议,以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率。

环境规制对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2002~2018年工业绿色生产率GML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山东省工业绿色生产率及收敛性分析

几年来,山东省的重工业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快速发展的重工业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因此,对山东省工业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并探寻山东省工业绿色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首先分析山东省的工业发展现状和工业结构,运用带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山东省17地市的工业绿色生产率进行比较分析并进行收敛性研究,进而提出确立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等建议。

人工智能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在当前智能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趋势下,利用省级面板数据,以人工智能为自变量,以工业绿色TFP为因变量,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此外,选取了财政支出水平、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对人工智能和工业GTFP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提高工业GTFP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推动金融发展水平、加速技术进步和优化能源结构等途径来实现的,从而间接提高了工业GTFP。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视角

通过在全要素框架下构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EBM模型测度了中国2000—2018年期间30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和供给侧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较强的区域差异性,整体上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梯度下降的规律;(2)华中、西南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趋势,而华南地区表现出倒“U”型趋势,其余四个地区则呈明显的下降趋势;(3)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多数省份位于空间集聚区内,仅有少量省份分布在空间离群区内;(4)工业产业结构、工业产品结构、人力资本要素、科技创新要素、绿色能源要素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工业产权结构明显抑制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绿色资本要素的影响却不显著。

环境规制、资源禀赋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5~2020年283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探讨了资源禀赋对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强度跨过一定的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会促进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资源禀赋不仅会阻碍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会对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说明资源禀赋会抑制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渠道促进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在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东中部和西部城市、高收入和低收入城市均呈现“U”型关系;资源禀赋对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调节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对于政府创新工业经济转型发展政策和环境保护体制、促进区域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动态演进与趋势预测

京津冀城市群工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束缚,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破解京津冀工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文章基于2004—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工业数据,采用改进后的RSBM-ML模型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测算了京津冀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使用Kernel密度估计、传统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演进和趋势预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呈现递增的趋势;京津冀城市群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部差异逐渐加大,出现右拖尾的特征,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差异增加,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技术效率;空间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影响,高水平邻域对于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拉动作用,而低水平邻域会阻碍本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升。

山西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评价研究

以山西省为例,基于超效率SBM以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测算2011—2020年山西省工业经济发展效率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以静态分析观,在考虑非预期产出的情况下,山西省工业发展效率均值为0.764,工业发展效率在不顾及对环境的制约时,会被过高估计;以动态分析观,山西省工业GTFP均值始终比传统工业TFP均值低,年均差为5.7%,技术进步水平下降是制约工业GTFP的主要原因。山西省四大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序变化存在差异。

基础研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础研究能推进工业绿色增长吗?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研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以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衡量工业绿色增长,并利用中国2005—2018年数据对理论预期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显著促进了中国地方工业绿色增长,而且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地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该结论在进行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各个城市2002年研发机构数量和1958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和“省部共建实验室”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不仅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而且长期效应也很明显。而且,基础研究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工业能源消耗、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提高工业产品技术含量等途径和机制实现的。基础研究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对省会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来说,基础研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对重污染工业行业和低技术密集度行业来说,基础研究的作用效果较弱。本文验证了基础研究对地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创新发展理念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关系,这对中国正在推进的工业绿色发展和正在加强的基础研究的政策措施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及路径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省级行政单位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带动作用。其中,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和下游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对中游地区的工业影响相对较小。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提高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为社会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依据。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数据,结合Super-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中国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比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激励长效性,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对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关系,基于经济激励方式下"利用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收费制度效应为正,而"建立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未表现出显著稳定的效应;东部地区的规制运行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次之,中部最差;环境法制的完善对政府"利用市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建立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健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空间溢出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加快工业绿色发展进程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运用SBM-DDF模型和Lu-enberger分析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察技术创新贡献程度,综合运用泰尔指数、收敛分析、空间自相关方法检验地区差异和空间溢出。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技术创新改进和技术规模效率是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但随着空间距离增加,空间溢出效应逐步减弱。推动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应综合运用差异化措施促进工业技术创新,加快共性技术研发、合作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两化融合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02-2011年各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近年来的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各区域应加快对传统重化工业的信息化提质改造,进一步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现由传统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向绿色集约型工业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变。

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融资模式的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创新补偿效应,且股票市场的创新补偿效应最大,银行部门次之,民间金融最小。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银行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其余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整体一致。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显示,银行部门和民间金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高铁开通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为例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将高速铁路开通看成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评估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高铁开通对全部样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2)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高铁开通对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3)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影响。其中,在高铁开通的第4年(2012年),对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环境规制与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30个省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结合方向距离函数的环境绩效ML指数为基本方法,以2001—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环境规制及工业经济的数据为基础,测算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都要低,各省市均存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西部地区在环境约束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降幅度递减,西部地区以环境成本实现工业增长的特征最为明显;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影响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节能降碳约束、研发投入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双碳”背景下对黄河流域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基于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时代背景,对黄河流域城市群“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2011-2019年)节能降碳约束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将企业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究了节能降碳约束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1.节能降碳约束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不存在滞后效应,不存在非线性形式,说明这一时期节能降碳工作在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节能降碳约束会迫使企业产生“规制遵从”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3.“规制遵从”效应的存在,从侧面证明了资源配置效应是节能降碳约束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路径。

互联网、禀赋结构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三大城市群10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方向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禀赋结构及其交互作用对工业GTFP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GTFP年均增长8.4%,长三角—中三角—泛成渝城市群工业GTFP呈显著梯级差异;互联网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技术进步,禀赋结构的提升抑制了工业GTFP增长,但互联网与禀赋结构的良性互动纠偏了禀赋结构提升的负向影响;中三角互联网处于提升技术效率的低水平阶段,泛成渝和长三角较高的互联网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技术进步,互联网与禀赋结构的良性互动促进了长三角和中三角工业GTFP改进,而泛成渝尚未形成两者的良性互动。

绿色信贷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了吗?——基于空间Durbin模型的实证研究

我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是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有益尝试和探索。对我国省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绿色信贷支持下不同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分析表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呈现显著正向集聚效应,以排污费为代表的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反向指标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为代表的投资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反向指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单独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约束性较弱,而加入绿色信贷的综合视角后约束性显著增加,绿色信贷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反向指标存在显著"U"型关系,且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交互作用能显著促进工业增长绩效的提升。基于以上结论,得到政策启示如下:我国可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相关法规制度,引导地方政府为环保而竞争,构建多样化环境规制体系,商业银行可完善从绿色信贷审批、环境风险评估、产品设计等在内的绿色信贷全方位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绿色信贷相关政策与环境规制的协调配合机制,积极结合相关产业政策,以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