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赶超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新中国工业化是在落后于世界工业强国的条件下起步的,面临着较大的赶超压力。通过优先重工业发展战略,中国部分重要工业产品缩小了与世界工业强国的距离,但是中国工业发展水平整体仍然不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进入了发展快车道,最终在2011年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完成了工业数量上的赶超。但中国工业质量与效率依旧落后于世界工业强国,实现其赶超仍然任重道远。回顾新中国70年工业赶超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历史经验与启示:工业赶超应当发挥好大国综合优势,运用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独特优势;要利用好市场机制,发挥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双重优势;要处理好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在开放中实现工业赶超。

两类工业赶超与后发大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

本文在工业史视角下,对新中国工业赶超历程和技术进步路径演化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系统回顾,并将中国工业赶超嵌入特定制度背景、经济体制与市场环境中,创新性提出“两类工业赶超”假说,深入阐释了“两类工业赶超”内涵与分析框架。基于这一假说,本文系统分析了从第一类工业赶超向第二类工业赶超过渡的动因、机制与历史经验,并结合中美贸易摩擦背景,提出了后发大国工业赶超和技术进步的新型举国体制与可行路径。

工业赶超与医疗保障水平——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2002—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工业赶超与医疗保障水平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违背比较优势的工业赶超战略将通过损害企业自生能力、降低医疗基础设施水平和扩大收入不平等限制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工业赶超程度越大,其医疗保障水平越低,且产业下游省份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均对医疗保障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由于工业赶超战略遗留的扭曲成本长期存在,使得医疗保障改革进行到“攻坚期”,正在不断消化扭曲成本。建议各地区实施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提升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医保统筹力度,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医保投入,使我国整体医疗保障水平更加均衡适度发展。

劳动力流动性、生产组织变革与后发工业赶超——对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美国、德国和俄国的比较研究

工业赶超是指后发国家在工业领域追赶和超越先发工业国的历史过程,其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技术的报酬递增特性使潜在的后发优势并不必然转变为现实发展动力,后发国家通常只有在技术范式的转换期才有可能实现工业赶超。然而,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难以抓住赶超的机会窗口,这是因为技术创新的潜在经济效益只有在生产组织形式相应革新时才能充分获取。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厂再到现代企业制度,主导性生产组织形式的演变离不开不断提高的劳动力要素流动程度。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美国、德国和俄国三个后发工业国家对英国的工业赶超历程反映了后发工业赶超的初始条件与核心机制。美国和德国的劳动力要素流动障碍均得到破除,两国发展起与新技术相匹配的新型生产组织形式,由此超越英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主导国和工业领先国。俄国劳动力要素流动则受到严格限制,导致俄国仍保留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进而被锁定在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状态。中国应着力破除阻碍劳动力和人才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充分获取工业技术创新的潜在经济效益和实现后发工业赶超提供强劲动力。

工业赶超与经济结构失衡

在一个两部门世代交叠模型中引入扶持工业部门的政策组合,研究政府之手对经济结构主要指标储蓄率、资本真实边际回报率以及资本与劳动在工业与非工业部门间分配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工业扶持政策有三个方面的长期影响。刺激资本和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提高工业部门的相对资本存量和产出;减少消费者对工业和非工业品的最终消费,提高储蓄率;压低资本的真实边际回报率。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如果政府采取歧视非工业部门发展、刺激工业部门发展这一政策组合,则当政府增加相当于GDP 10%的额外工业品需求时,如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会导致储蓄率上升2.6个百分点,资本真实边际回报率下降0.4个百分点。

东北资源环境约束下的“赶超型”工业化模式研究

赶超战略常被人们称之为"GNP"增长率竞赛。日本和东亚国家战后经济腾飞的实践证明"赶超型"工业化是行之有效的,但建国后中国东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却引起众多非议。针对这种工业化模式,东北"赶超型"工业化的基本思路是遵循动态比较优势原则,通过重化学工业资源禀赋优势的动态化,使该产业从资源依赖型升级为技术依赖型,进而实现经济从生产要素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向生产要素质量深化的集约型增长转变,以达到GNP的可持续高增长率。

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

建国初期,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制约,新中国确定了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主要特征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为了保证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运用政权力量作特定的制度安排,从而衍生出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结构,即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型纵向筹资机制、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机制、缺乏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以高度集中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体制,曾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中起过重要的推进作用,因而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当其历史使命终结时。

比较毛泽东工业化的城乡一体化实践与当今新型城镇化构想

自毛泽东领导的建设时期,就强调区域平衡、城乡统筹。因我国工业发展滞后,实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追赶,现代城镇体系按先大城市后小城镇的序列发展。伴随工业化推进是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形成。基于两个转型时代的城乡统筹发展瓶颈和机遇的分析,指出构建我国新型城镇化必须考虑到农村对城市生活服务需求,发展地域的中心城镇,向农村辐射城市功能;创造出良性的经济生态;构筑地域生活圈、经济圈乃至文化圈作为承载地域经济循环、生产集约、环境友好、文化保存的载体,实现地域自立性经济成长。

略论新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技术引进

新中国建立以后,实行了赶超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技术引进无疑是后发国家最快捷的发展道路。1949—1978年,我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技术引进:50年代以"156"项为核心的从苏联的大规模技术引进;70年代前期以"四三方案"为核心的从西方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文革"结束后以加快发展为目的的大规模技术引进。这个时期的技术引进集中于重工业领域与实现工业赶超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政府主导的技术引进在资金匮乏的条件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大规模高端的技术引进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技术引进的决策权过于集中,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不足等问题。

论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其战略调整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工业化是从落 后走向先进的起跳器。新中国成立伊始,发展目标 便是工业化,并且推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 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基本上建立起 了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有了 根本性改观,工业产值比重迅速上升,农业产值比 重下降很快;另一方面,工业化却没有发挥出其本 应具有的带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剧变的作用。 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传统工业化战略推行 的体制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变 革,是工业化战略调整的契机。我国工业化发展可 分为改革前的赶超型工业化和改革后的体制过渡 型工业化两个阶段。本文在对比这两个阶段发展战 略及其特点后,认为当改革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时,今后工业化的重点是城乡二元工业化的 并轨。

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核心要义：重大装备本土化

提高重大装备及其他战略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由之路,是党中央、中央政府在工业领域加强执政能力和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措施,是促进国家财富以及国民财富性资产持续积累的基础保障。在中国市场上,如果大型国有垄断运营或经营机构不给本土设备以市场应用的机会,本土重大装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将无从发展。为了劝导和激励用户采购本土自主化设备,可以考虑以多种融资和担保渠道帮助制造和使用部门规避风险,并考虑将国有垄断部门的采购纳入政府采购的范围统一进行约束。

赶超型工业化的模式变迁与经常项目顺差——一个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文章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整体性分析显示,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对外需和外资的双重需求不同,重工业优先模式遗存的高储蓄率体制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更多地表现为对外需拉动的单一需求。中国在总体并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随着政府对加工贸易型FDI的优惠力度不断升级,出现了资本顺差带动贸易顺差增长的现象。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现实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经提出,立刻得到广大人民响应,它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有着不断发展的经济策略和目标作为后盾,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变换大致经历着三个阶段:工业赶超性、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究其发展过程,以人为本才是最终发展;究其发展关系,以人为本才是目的;究其价值旨归,以人为本才是主体。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工农城乡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在每个时期都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立足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把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凭借超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举跨越工业化门槛。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依托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让“中国制造”在市场竞争中快速迭代升级。两个阶段前后相继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使我国不但成功补上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课,还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这个过程中,工农城乡关系的构建始终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进入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立足现实国情和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选择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的模型以阐述一个经济的要素禀赋和政府的发展战略对经济体经济制度选择的影响。当经济体的资本禀赋水平较低时,如果政府偏好本国工业部门的优先发展,政府将通过对经济的扭曲以达到其战略目标。尤其当资本的禀赋水平低至一定程度时,依靠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税收和补贴的手段将无法实现政府的战略目标,政府就只能选择对资源配置进行直接干预和剥夺企业自主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其发展战略。这一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选择和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安排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历史与政治在传统政治史研究中,历史与政治是不分的,历史讲述的是政治的故事,政治上演的是历史的剧目,正如布伦纳说,'任何纯粹历史的问题意识都从属于政治史。所有的历史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都是政治史。'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体制的发展和形成,此前并无学科分野之讲究的政治史研究逐渐被人们归入历史学领域,虽然政治史担着'政治'二字。政治史研究的科际归属所以具有历史学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