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发展牵引和驱动国家工业化——在中德“铁路史与工业革命”主题交流会上的讲话

中德两国铁路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源远流长,成果丰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引进《铁轨上的德国》一书为契机,组织中德两国铁路专家进行对话交流,很有意义。铁路发展对于中德两国工业化发挥了巨大的牵引和驱动作用铁路是工业发展的产物,铁路的发展又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产生了巨大的牵引和驱动作用。德国和中国两国铁路的发展历程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德国铁路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对促进工业发展、实现国家统一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主要在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三大领域开展相关工作,但尚存在未与金砖国家形成多边协同机制、未与厦门实现双向赋能等问题。要实现基地的高质量发展,应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将厦门本地科创载体和金砖创新基地核心区相结合,完善合作机制、促进合作交流、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强产业载体的规划和管理。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态势与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分析

受世界经济衰退、新工业革命带来全球科技革新等因素影响,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呈现新态势:需要新动力、新目标、新模式。新态势推动金砖国家建立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形成了以金砖数字经济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绿色转型、人才培养为主的合作议题,为金砖国家各层级、各方面的合作搭建平台是伙伴关系的实践路径,充分契合金砖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中国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但其他成员参与热情不足,这是伙伴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这一挑战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中遇到的阻碍有关,如金砖国家多边科技合作受限、金砖内部经贸竞争明显化、金砖经贸合作的外部环境受干扰等。金砖国家应继续推动伙伴关系落到实践,妥善处理金砖经贸竞争,深化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建设。

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的协同演化及当代启示——基于英国工业革命史的考察

工业革命被誉为现代人类历史的入口,而技术变革位于整个工业革命的核心位置。重新叩问“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这一经典问题,意在剖解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协同演化的内在逻辑,尤其是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协同演化机理,总结技术变革与社会转型协同演化的基本特性,为我国因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社会变革做好准备。

工业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发展理论

世界发展理论经历了工业革命~二战、二战后~6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0世纪 末~21世纪初等五个发展阶段。工业化发展观关注国家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强调通过海外贸易、殖民掠夺、生产技术和 方法的革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二战后到60年代,众多国家迫切需要发展经济,经济增长观倍受欢迎。反观“有增长 无发展”的现实,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社会协调发展观注重社会整体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艺术教育发展趋势及变革影响研究

受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近年来,教育领域艺术教育逐渐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契机。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艺术教育改革工作的不断推进,传统艺术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开始暴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教育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有效融合。基于此,本文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视角出发,借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驱动力,探寻艺术教育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同时,通过技术赋能,对未来艺术教育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品析高考历史试题 彰显唯物史观素养——以“改变世界面貌的工业革命”专题为例

唯物史观是诸素养得以达成的理论保证,也是高考历史试题命题的统领。中外历史纲要(下)的专题“改变世界面貌的工业革命”是高考历史命题的重要考点。随着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的到来,欧美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就为纵向和横向对比提供丰富史料和考查视角。本文通过解读本专题的典型真题,立足唯物史观素养考查的方向,梳理备考策略。

建构教学逻辑 落实核心素养——以“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一课的教学设计为例

本文以“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一课为例,立足课堂,深入探索教学逻辑、内涵、结构与发展,旨在践行并落实核心素养。设计伊始,便以历史学之根本精髓为导航灯塔,沿着“回眸、回溯、回响”这一教学逻辑的深邃轨迹,精心擘画教学蓝图。通过“凝视工业革命多维画卷,追溯工业革命历史渊源,聆听工业时代余音绕梁”的教学旅程,为探究回归历史学本质与旨趣的历史教学做出有益探索。

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衰启示——读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在世界经济史中,大概没有比“工业革命为什么能够发生”更加重要的问题了。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围绕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专著汗牛充栋。英国近代史大师艾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的《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其中的经典。该书眼光尖锐而冷峻、文辞洗练而典雅(《卫报》评语),客观再现了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用心经营的帝国体系全貌,一些观点已经成为当代工业革命研究的公论。在霍布斯鲍姆的笔下,英国250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为我们全面理解工业革命史提供了独到的见解,也给后发国家推动工业化带来诸多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风险和应对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需要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在化解传统风险的同时,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兴风险挑战。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机器问题”带来的社会失业风险、技术监管滞后带来的隐私风险、多智能体崛起带来的治理风险、技术异化带来的伦理风险、人类生存意义何在的终极风险等挑战,使社会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风险挑战,我们需要推动劳动力教育培训体系升级,进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实现数据使用与隐私保护的平衡,实行更加灵活高效的监管,从而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风险挑战进行有效治理,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与探索。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职业院校“三耦四融”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技能型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基于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存在的“1+X”证书含金量不高、人才供给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师资队伍建设供需失调、校企合作育人不深入等问题,围绕“育人机制、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三维度,从技术层、发展层与实践层构建了职业院校“三耦四融”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的实践路径为:推进岗课赛证融通,增强育人骨气;打好职教组合拳,增强育人志气;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增强育人底气。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数字空间”政府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纵深演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推动了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之外的“数字空间”的诞生。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的现象,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对政府形态与治理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通过对政府形态与治理模式嬗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重构新时期政府治理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机遇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凭借其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大实验场”,并持续塑造着“数字空间”政府形态和治理模式。作为国家治理的新形态,“数字空间”政府需要在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主体关系定位,以及政府存在方式和服务供给模式上不断适时调整,以回应时代变迁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命题。

矿业与英国工业革命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对全球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推进作用。分析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和发展特点,不能不考虑矿业的作用。从本质上讲,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用化石能源替代生物燃料的过程,起源于规模化、高效地使用煤炭资源,由此推动了煤炭产业、钢铁产业、交通业、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等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①英国的工业革命离不开国内矿产资源的自然禀赋优势,更得益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的颠覆性创新;②矿业是工业革命的组成部分,工业革命是矿业与其他产业相互促进的过程,矿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工业化在矿业的参与下不断前行、上升;③工业化进程没有完结,今天的矿业仍然肩负着支撑经济发展的重任,需要不断完善自我,以新的方式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发挥应有作用。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世界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当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使得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适应与转变”正在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词,面对新技术革命,高等教育应该主动开辟新赛道,引领未来社会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非正式约束何以激发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是生产力爆发式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企业家扮演着重要角色。重读这段历史不难发现,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作用,很大程度归因于良好的制度环境,尤其是非正式约束,不论是工业革命前夕新教伦理释放的商业精神,还是工业革命期间接近自由放任的社会环境以及绅士-企业家的声誉机制和社会网络,更不必说企业家良好的自我期许带来的社会回报,均为企业家精神的生发提供了必要条件。今天,中国经济正经历新一轮工业革命,为更好地唤醒企业家精神,有益的启示或许在于坚守诚信精神、承担社会责任和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非正式约束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作用。

现代世界和工业革命兴起的新思路——诺思理论遗产与新制度历史诠释的批判和开拓

诺思的新制度理论注重历史分析,以制度变迁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他的理论遗产由三个构件组成——财产权理论、国家-政体理论、认知-信念理论。以这些理论为基础,新制度分析学派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尤其是2012年以来,一些新的拓展已自成体系,并创造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它们继承了诺思的遗产,同时也不断对它提出批判和质疑。求新和再造是这些进展的共同特征。阿西莫格鲁等分析了全球经济史中的制度选择模式,他们不仅主张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且认为历史不是注定的而是“因势而变的”;莫基尔指出了诺思在技术因素上的理论缺欠,他以信念和制度演变解释文化与技术创新,将“增长的文化”作为西方兴起的根本原因;霍奇逊否定了诺思等的财产权观点和对光荣革命的看法,重塑制度和财产权的理论,将可抵押财产的权利和法律对金融交易的保障视为英国引领工业革命的原因。

英国绿色工业革命背景下交通零碳发展策略

全球奔向零碳(Race To Zero)以实现到2030年将全球排放量减少一半,打造一个更健康、更公平,更有弹性地零碳世界,从而防止对未来的威胁,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并促进包容性的可持续性增长经济。英国绿色工业革命背景下交通行业的发展,政府加大资金投入提升工业中心地带,政府和私营企业通过投资海上风能、碳捕获、氢能、新能源汽车、绿色公共交通等新技术策略,从而英国将引领世界进入新的绿色工业革命。碳排放与每个国家、每家企业、每个人都密切相关。英国在经济中的新技术、能源系统的转变、个人、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资金流动和行为,以及实现完全脱碳的策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组织-管理范式研究

当前,正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广将会带来企业组织管理的变革,深入探究这些变革及其影响有利于企业在数智时代更好地适应不确定环境的冲击和挑战。通过对历次工业革命中企业组织管理演变历史脉络的梳理,重点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数字技术与企业组织管理是如何相互形塑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与企业的组织创新、管理创新之间相互作用,表现为一种双向的互馈和形塑关系,形成了一种技术-组织-管理新范式:首先,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核心支撑技术的新型技术范式,推动企业向去中心化、自治化的组织形态转变,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提出了新的潜在特征需求,平台制组织将更具有效率性。其次,在数字技术和平台制组织的基础上,企业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驱动下,企业积极进行管理模式创新,算法管理成为企业核心管理模式,推动企业新型组织形态的优化,进而促进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扩散。技术-组织-管理范式作为新生理论范式,既可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企业组织管理变革提供更富诠释力的理论视角,也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理解与前进道路探索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其中包括人工智能、生命科学、IoT、机器人、新能源、智能制造等,这些技术的出现使得物质世界、网络世界和生命世界得以完美融合。近代工业革命的出现,为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还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可以从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视角理解近代人类的发展。人类社会经历了3次重大的工业革命:蒸汽机、电力和IT。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传播范围、影响力等方面,与前三次工业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基于此,深入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

AI大模型:新工业革命的驱动力和中国发展的新机遇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突破,AI大模型成为当前科技领域的热门话题。这些庞大而强大的模型不仅在学术研究和商业应用中展现出惊人的潜力,而且被视为驱动新工业革命的关键力量。其中,OpenAI推出的ChatGPT成为大模型技术的前沿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讨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市场和技术实力的大国来说,大模型技术带来的新发展机遇显而易见。本文将探讨大模型作为新工业革命的驱动力,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挑战与前景。通过深入剖析大模型技术的影响和应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在推动社会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