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控制与工人抗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中的有关文献述评

马克思认为,发生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势必发展成为两大敌对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可是,具体的历史过程是复杂多样的。本文试图述评有关学者从劳动过程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述评布雷弗曼、弗来德曼、埃德沃兹和布洛维等学者关于管理控制与工人抗争的理论观点。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工人同意与抗争——马克思主义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本文试图在对马克思及其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动态演变,描述了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工人同意的产生机制,解释了资本主义工厂如何从市场专制到霸权的变迁,以及变化的劳动过程如何形塑了不同的工人抗争方式。

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究

国企改制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入到产权改革阶段,因为利益和地位的贬损,工人集体抗争行动有了大量的增加。本文通过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历时性考察,说明了社会资本的匮乏和改革政策的刚性,构成了今天下岗/失业工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展开可能的集体行动的资源和规则体系,这种抗争行动是一种以生存伦理至上和分配公正优先为思想依据的,即我们概括为生存型理性行动的抗争逻辑,它以对传统体制下企业的管理组织形式和公有制观念的策略调用为手段。对个案的进一步说明还显示了反思和重构国家-社会学说的必要性,以准确反映国家内部已经发生的分化甚至断裂,进而寻求系统社会整合条件下劳工权益以及弱势群体成员权益的有效保障。

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塑造：工人阶级的解体和重建

在单位制度的基础上依附于国家的传统工人阶级,其计划体制中的权利被剥夺,同时市场体制中的权利远未兑现,利益受损的工人以集体抗争的形式来表达自身强烈的不满,在此过程中工人阶级开始获得自主性的权利意识并成为劳工力量重建的重要资源。劳工力量重建既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内部整合过程,也是一个工人与国家之间关系重构的过程,而两者的相遇则孕育着国家制度成长的契机。

转变中的工厂政治

工厂政治是指生产领域中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模式,而蕴藏在权力结构与行为模式之中的内容则是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特定关系。以制度性依附、控制和半顺从为内容的全能主义条件下的工厂政治由于自身的衰退,故而在国家退却和市场冲击中蜕变成工厂政治的专制主义,然而工厂专制政治的危机提出了实现工人的集体性权利的要求。立足现有的制度空间和组织资源,通过工人的再组织化从而重构"内部国家",可能是重塑工厂政治的现实途径。

浅谈劳动立法运动的产生及意义

1922年,中国共产党依托其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展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劳动立法运动。劳动立法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政府窃取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遭到废除,施行了《中华民国约法》,并出台《治安警察法》,公然宣布“采取警察力量,制止一切工人之结合与行动”。192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得以再次恢复,制宪活动提上日程,为工人抗争和劳动立法运动的开展留下了空间。

互联网技术与网约工抗争的消解——一项关于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的实证研究

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出数量庞大的网约工群体,平台用工中普遍存在"高监管和低反抗"并生的矛盾现象。通过对外卖行业用工模式的田野调查,发现平台用工中暗含的互联网技术对网约工的抗争行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抑制性效应。具体体现为:通过依附机制使劳动者将劳动规则内化,并识别和培养忠诚的劳动力;通过分化机制在劳动者内部制造个人主义和竞争,从而削弱集体凝聚力和集体行动能力;通过屏障机制转移平台责任和劳资矛盾,避免面对面的沟通,最大限度地减少反抗的形式和可能性。互联网技术在给劳动者带来互联网红利的同时,也成为资本消解工人抗争的有效工具。

“调解优先”能缓解集体性劳动争议吗？--基于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型和劳动制度改革带来了大量的工人集体抗争。但是这些抗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却一直受到有效控制,并且逐渐呈现出个体化的演变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仲裁受理的集体性劳动争议在人数规模和发生频率上逐渐缩减。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缓解了劳动仲裁救济渠道内的集体性劳动争议?本文通过对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国家在转型期一直积极地强化各种劳动争议调解机制以吸纳和消解工人的集体抗争,劳动仲裁机构强大的调解能力显著降低了其受理的集体性劳动争议的人数规模,却没有减少其发生频率。其原因在于仲裁调解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体现为对大规模集体争议的重点防范和对小规模集体争议或个体争议的相对忽略。这些发现在理论上回应了为何转型期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工人运动的讨论,在概念上突出了国家以柔性策略疏导工人抗争的调解者角色,在经验上讨论了为何转型期劳动争议绝对数量居高不下且常常是"调而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