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与刘继增等同志商榷

【正】 关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党的“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它是“公开的取消主义。”①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也指出它是“投降式的让步。”②对此早已作过结论。但是,刘继增、毛磊、袁继成三同志在《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考察》一文③(以下简称刘文)中却对此提出了新颖的见解,认为它是“必要的妥协,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不能简单地说它是投降主义,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对革命的背叛”。

“四一二”上海工人纠察队缴械析因

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阶级英勇地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一并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胜利后仅20余天,工人纠察队就被迫缴械,并被淹没在血泊里,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蒋介石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了充分的准备。蒋介石是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中的右派,随着北伐军进军江浙,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也越来越暴露了。为了进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军事上、组织上、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

用历史的态度考察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问题——答张光宇同志

【正】 自从拙文《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考察》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上发表以来,许多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著文、写信,或表赞同,或持异议,或提出疑义,使我们深受启发和教益。张光宇同志研究这一问题较早①,现在又写了《浅论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以下简称张文),全面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感到不无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现仅就张文提出的有关“交枪事件”性质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的原因

大革命时期,上海工人阶级英勇地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胜利后仅20余天,工人纠察队就被迫缴械,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蒋介石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了充分的准备蒋介石是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中的右派,随着北伐军进军江浙,他的反动面目就越来越暴露了。

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组建与改制

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首的罢工领袖计划领导工人长期封锁粤与港、澳两地之间的港口,以此打击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因此组建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这支纠察队依靠不断完善的组织与先进的制度,成功肩负起重任并做出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反帝国主义先锋队的先锋队""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工人武装队伍,纠察队进行制度构建并维持其先进性的复杂过程,贯穿省港罢工的发展,一方面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与困难,另一方面则充分展现了他们灵活有效的应对策略、先进的制度实践以及组建工人武装的重要探索。这些实践与探索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及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积累。

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考察

一九二七年六月底发生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期的一个重要事件。对于这个历史事件,在不同时期虽然有过种种不同的评价,但是在多数时间里它都被认为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典型表现。这种看法多年来似乎已成定论,因而成为党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使人们不能越雷池一步。可是,客观的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初步的考察。

惊涛骇浪中的上海工人纠察队

1989年6月5日,凌晨5时。当早班工人照常地走出家门,惊异地发现素有城市大动脉之称的公共交通已经瘫痪。市区115条主要交通干线的道口和桥头,被极少数歹徒和不明真相的学生、群众用放了气的汽车及交通设施所堵塞;另外7个公共停车场也被人堵住,1000多辆公共汽车难以开出。危机在蔓延。光新路。

湖南省博物馆藏“长沙市工人纠察队”袖章时代考证

2008年4月《长沙晚报》报道的长沙市博物馆征集入藏的'长沙市工人纠察队'红布袖章,与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长沙市工人纠察队'红布袖章为同批次制品,是解放战争后期即1949年春夏长沙市工会组织的'长沙市工人纠察队'为配合和平解放运动、护厂和维护社会秩序时佩戴使用的标识物,而不是该报道中所断定的'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时期长沙市工人纠察队留下的唯一一件见证物'。

对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的一则订正——兼论武汉工人纠察队对南昌起义的贡献

诞生于大革命工潮的武汉工人纠察队长久以来都被视作南昌起义的骨干力量之一。基于新近档案史料的研究表明,这支工人武装并未成建制参加南昌起义,种种因素导致其在交枪事件中自行溃散,仅有以杨松青为代表的少数骨干辗转至友军参加了后续武装暴动。实际上,武汉工人纠察队对这场起义的贡献集中在向友军输送近600支枪、将部分旧损武器缴给国民党和为起义部队争取发展时机等三方面。追本溯源,前人考证相关史实时的疏漏造成了后世对这支工人武装与南昌起义关系的误解。如今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的《南昌起义前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兵力概况表》当应遵照事实加以改动,相关文献中的论述亦须及时更正。

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后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

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种种罪恶阴谋,“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他没有勇气正视现实”,他不是去防止和准备抵抗蒋介石的进攻,“而是要工人武装纠察队和上海市民政府处处听从蒋介石的命令”.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陈独秀对蒋介石的反动性、危险性早就有了一定的认识,他的错误并不在于对蒋介石没有认识,而在于他长期没有重视共产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意义,由于缺乏可靠的正规军为后盾,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他难以找到切实可行的对付蒋介石的措施.于是幻想借重汪精卫以限制蒋介石,也幻想以“表面”和蒋进行“缓和”,求得延缓和蒋介石公开冲突的时间.因此,他在这期间,一方面表现为对蒋介石有一定的认识,另一方面却没有摆脱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笔者的见解如有不妥之处,请专家们教正.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与北洋军阀

北伐战争期间,英勇的上海工人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起义工人进行了野蛮、残酷的镇压。但经过工人阶级的顽强奋战,终于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一、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勾结北洋军阀对人民革命运动的镇压,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纵容下进行的。 1920年,随着北伐军的进军,北洋军阀陷入困境,为了保住上海,在孙传芳大量增兵的同时,各帝国主义也打着“自卫”的招牌纷纷开赴上海。通过驻北京的英、法、

缅怀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96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20周年纪念日,邮电部发行TP5《周恩来故里》特种邮资明信片,其中第二种邮资图为“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港、窑、湖地区工人运动

大冶的港、窑、湖地区,是鄂东南地区近代工业的主要基地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地区的工人运动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本文试图说明港、窑、湖地区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及其初期斗争;党组织的建立和下陆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工运的进一步发展和支援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创建和工农运动的结合;“以血保卫工会”,反夏斗寅叛军的斗争这五个问题.

四一二政变时周恩来是怎样脱险的?

1989年《中共党史研究》第6期“补白”栏登了《一位营救周恩来“四·一二”脱险的国民党元老》一文,谈到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周恩来在上海是怎样脱险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许多党史著作与文章众说不一。现就所接触到的材料,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一介绍。 1927年4月12日凌晨,蒋介石以共进会流氓打头阵,周凤岐的二十六军武装相配合,突然发动政变。周凤岐调斯烈的第二师秘密包围了上海总工会机关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湖州会馆和商务印书馆。

略论大革命时期上海党的工作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大革命时期,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全国党的工作。上海党的工作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全国党的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一 1924年1月,从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运动。上海党积极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推动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到1926年9月,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之前,是上海党工作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上海党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加强了党的建设,发展了党的力量,领导了上海的统一战线工作。 1923年中共三大之后,党中央于9月初从广州迁到上海。

书的喜剧

书是精神财富。财富总是给人们带来巨大快乐与沉重负担。与书为友,几经得失、漂去私心与执着,有利参悟人生,尽管我离悟境甚远。1966年前,我曾抱着为父老服务的善心,替运动群众推波助澜,很少静心读书。书与书架常相参商:或满地是书而舍不得钱去买架;或者书被学生们抱尽,使得空架如盲者眼眶。为再买书,节衣缩食,奔波百里,甚至从冰上走过淮河,求得开卷开颜。

大革命研究综述

1924——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章。关于大革命的研究自大革命失败后就已开始。党的“八七”会议和党的“六大”都对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总结。华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则对大革命史作了初步系统的研究。然而,解放以后,大革命史的研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真正大规模开展对大革命的研究则是从1980年开始的,此后研究日益深入,成绩斐然可观。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回忆录近五百篇。论著及专门资料汇编近四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