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集体行动、工会主席直选与工资集体协商——以广东省为例

从系统论的观点分析工人集体行动对劳动关系系统的均衡和劳动关系主体产生的重大影响,其结果推动了工会民主化进程,使工资集体协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突破。得出以下结论:一,工人集体行动改变了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行动策略;二,上级工会主导并自上而下推动基层工会主席直选,企业少有内生性的民主要求,覆盖面有限;三,基层工会主席直选推动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建立,对改善劳资关系、减少劳资冲突有明显作用。

从工人集体诉求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广东环卫工人为例

企业层面的工资集体协商容易走形式,其实效不尽人意。在现行体制下,企业工会的作用是有限的,没有行业层面的集体协商,是很难协调劳动关系的。因此推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是最理性的选择,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推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尤其是县、市级以上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有利于维护职工权益,能真正体现工会在政府、雇主面前代表职工的主体资格,体现社会对工会地位的认可。最重要的是,推行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有利于统一行业劳动标准,有利于职工权益平衡,有利于劳动关系协调,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国企制度变革中工人维权的集体行动分析——以东北田钢工人集体行动为例

随着我国体制转型的进一步加深,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维权的集体行动愈演愈烈,更是暴露出新的态势,化解工人维权的集体行动的路径也与此前不同。新近发生于东北某省田钢厂的工人维权的集体行动。虽然参与资金重组的企业被迫撤资,却以一人殒命为其悲剧的结局。因此,本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东北田钢工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所形成的维权集体行动为研究对象,来剖析影响工人在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形成维权的集体行动的内外因素,并运用社会学理论对这些因素进行解析,同时试着探索化解工人在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维权的集体行动的路径。

制度主义范式视角下的大集体工人状况

文章通过对某市大集体工人状况的研究,发现大集体工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群体之一。其根源在于大集体企业的制度界定了工人群体的身份,对大集体工人和国企工人差别对待,限制了其向上流动的机会,也使得其对自身命运的认识经历了认同、抗争与无奈的过程。

没有养老保险金的集体制工人，其最低生活费如何发放？

我母亲1975年下乡，1979年招工回城，在我姥爷所在的中学（属事业单位）就业，我母亲本人为大集体工人。现在她到了退休年龄，但当地教育局以集体企业已解散为由不发放养老保险金，甚至连最低生活费也不发。请问，这种做法是否合理？

“集体化消融”:对集体劳动关系现状的讨论

集体劳动关系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研讨热点,研讨依两条路径进行,一条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集体劳动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民间形成的且不稳定;一条是以工会为主体的集体劳动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体制内形成的并具有一定的制度支撑。本文针对两类集体劳动关系,结合现有集体劳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提出"集体化消融"的论点,并从集体劳动关系主体、劳动问题和手段三个维度,借助政府应对策略与工会的角色和工作,对两类集体劳动关系的现状做了梳理与讨论。本文的结论是,由于工人集体行动的自发性和不稳定性,以及政府的"集体化消融"策略,民间集体劳动关系在生成期便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中国工会的特点与职能,体制内集体劳动关系尚未呈现一条清晰的发展路径。

理性诉求、社会参与和控制安抚——2014年劳资关系的三个基本问题

基于对2014年重大劳工事件的回顾,试图回答影响当代中国劳资关系走向的三个基本问题:工人的诉求是理性的么?社会力量的参与值得鼓励么?地方政府控制和安抚的'两手'是可以持续的么?工人的集体行动渐趋理性,社会力量已经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到劳资关系之中,有助于防止劳资关系的过度激进化,而政府处理劳资关系的临时性做法亟需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