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环境权的内容及价值

工作环境权是劳动者享有的能够保障其安全和身心健康和谐与愉悦的权利,是对劳动安全卫生保障权的丰富和发展。权利内容包括获得基本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权利,劳动安全卫生参与决策权、知情权、避险权、拒绝权、培训权、职业灾害补偿权等权利体系。我国《安全生产法》体现了工作环境权的基本理念。工作环境权理念的确立,对于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丰富劳动权的内容,倡导社会法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教师工作环境权

教师工作环境权是教师实现体面劳动价值的权利,其主要内容包括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知情权、交流与表达权、生存与发展权、结社权。在现实中,教师工作环境权的缺失是普遍存在的,保护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教师工作环境权的保护策略在于:增强教师权利保护意识,使教师工作环境权实现从依附环境到主动保护;提高学校管理水平,保证教师工作环境权实现物质环境与人文环境并重;加强教师工作环境监督检查,使教师工作环境权由应然转化为实然;健全教师工作环境权法律、规章,使教师工作环境权保护从弱到强。

论工作环境权

工作环境权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新型权利,其与传统的职业安全卫生权利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工作环境权的权利人应为劳动者,义务人主要是国家和雇主,其内容可根据不同的标准予以体系化区分,学界则对其权利内容的界定存有广狭义之分。但比较而言,从狭义上将工作环境权界定为以"职工参与"为核心的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更妥。

试论我国工作环境权的理论基础与立法建设

工作环境权是一些国家在劳动安全卫生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权利。工作环境权的确立体现了体面劳动的理念和对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关注,并且与环境权的发展相契合。我国应当加强工作环境权的立法工作,促进劳动者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全面保护。

农民工工作环境权及其法律保护探析

工作环境事关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工作环境权的基础是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工作环境权是农民工作为劳动者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农民工生命健康权在劳动关系领域的体现,是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权利。农民工工作环境权主要包括获得必要的安全卫生条件和防护用品权、安全卫生方面的决策参与权、知情权、接受培训权和拒绝危险工作权。从实证角度对农民工工作环境权进行了分析:欠缺必要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劳动保护用品;职业安全卫生工作条件缺乏企业定期安全检查的保障;六成的农民工未受到劳动安全卫生教育;五成的女性农民工在孕期未受到保护。在剖析农民工工作环境权缺失原因的基础上,从立法指导思想、一体立法、建立统一的执法监督机构和出台配套实施细则上,提出了完善农民工工作环境权的措施建议。

企业社会责任视域下的劳动者工作环境权保护

企业社会责任是劳动权实现的保障与推动力。本文认为,传统的企业雇员责任仅指企业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现代企业雇员责任还应包含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企业社会责任视域下的雇员责任,应当以工作环境权的保护为核心,通过法律建立起工作环境权的独立体系,完善劳动者工作环境权制度,落实和保障劳动者享有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权利,鼓励职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从而真正地改善劳动环境,落实企业社会责任。

工作环境权法律规制研究——由张海超事件引发的思考

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清白"已过去一段时间,随着今年七月换肺成功张海超的生活翻开新的篇章。在过去的这几年中中国工作环境权现状如何、工作环境权的法律保护是否发生变化,笔者通过对张海超事件的媒体跟踪报道、西宁市当地实地调研的方式浅析工作环境权法律规制。

论劳动者工作环境权中知情权的实现问题

劳动者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享有工作环境权,用人单位负有提供劳动安全卫生条件的义务,但知情权的实现才是劳动者真正享有工作环境权的前提,必须通过系统的职业劳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设立职工安全代表委员会参与企业劳动安全生产决策、建立劳动安全顾问制度提供咨询和谈判服务等措施加以解决。

论我国保护劳动者工作环境权的特殊性及法律路径

恶劣的工作环境不仅损及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还往往成为环境污染的源头。劳动者工作环境权是劳动者保护自己身心健康免受工作环境伤害的权利。我国保护劳动者工作环境权制度基础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保护劳动者工作环境权的主要路径是国家强制保护模式起主导作用。我国刑法应当在保护劳动者工作环境权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还应适当增强用人单位工会组织的外部性,以增强工会组织对用人单位工作环境的监督功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工作环境权的法律实现——以农民工职业病为引例

工作环境权以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安全为基础,突出劳动者的主动参与意识,是农民工作为劳动者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亦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职业病防治法》作为农民工职业病预防、诊断以及救济保障的基础性法律,当前仍存在诊断机构义务承担较重、劳动关系认定妨碍诊断、工伤保险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用人单位规避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以及农民工缺乏职业病预防的自我参与等问题。因此,应以工作环境权实现为新的立法理念,进一步完善我国职业病诊断与救济保障机制,加强职业卫生监管,并构建农民工自主参与职业病预防的法律体系,最终实现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的全方位保障。

刍议劳动者工作环境权的实现障碍及法律应对

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出台及“健康融入万策”的思想指引,国家逐步加强对劳动者职业安全卫生的法律保护。工作环境权由职业安全卫生权发展而来,以劳工参与为核心,涵盖劳动者职业病防治、劳动安全卫生保障、劳工参与决策、体面劳动保护等方面。目前,我国对工作环境权的学理与立法研究尚不成熟,工作环境权保障的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劳动者遭遇生产安全事故、罹患职业病、过劳致死等问题时,缺乏请求权基础,无法获得有力的救济保障。因此,建议从权利本位的视角确立我国工作环境权,并完善配套的权利保障机制和法律应对路径,从而维系新时代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者工作环境权的界定

工作环境权是指劳动者有权在能够保障其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的环境中进行工作的权利。工作环境权具有人权本源,并以劳动伦理观为基础,因此工作环境权既具有自由权属性,又具有社会权属性,并以社会权属性为核心。工作环境权起源于对劳动者职业安全的保护,但权利观念和权利内涵超越了劳动职业安全,延伸至劳动者生理、心理的舒适感,强调对劳动者心理健康和人格尊严的保护,准确界定工作环境权范围,有利于明确权利范围,建立完整的工作环境权权利制度保护体系。

教师工作环境权价值的实现诉求

教师工作环境权是指在教师工作环境中,通过改善并保障教师在生命安全、身心健康、人格尊严和知情参与的环境中进行教育教学,实现其体面劳动价值的权利。现实中教师工作环境权普遍存在着缺失现象,同时教师又具有实现其工作环境权价值的诉求,其具体路径包括:提升教师劳动的尊严,形成尊师的良好校园氛围;提醒教师工作环境权的权利意识,发挥教师组织的维权援助作用;共同推进教师享有工作环境权的工作机制,社会、政府和学校联动保护;奠基教师工作环境权利的基石,提升教师体面劳动的法律保障。

反性骚扰立法研究——以劳动法为新视野

性骚扰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美国、英国和我国台湾对反性骚扰的立法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值得借鉴。美国将性骚扰定性为性别歧视,规制性骚扰以工作场所为主,范围不断扩大,并确立了雇主责任原则。我国台湾的反性骚扰立法明确界定了性骚扰的概念,特别是直接将性骚扰纳入了劳动法的调整范畴,认为工作场所性骚扰侵犯的是劳动者的工作环境权,开创了劳动立法的新篇章,并建立了完整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我国应当在劳动法特别是《劳动合同法》中用工作环境权构建反性骚扰制度,以规制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在民法(民法典)中建立反性骚扰民事侵权制度,以之为反性骚扰的一般法。

防治职场性骚扰法律的性别分析

职场性骚扰危及劳动者工作环境权和平等就业权,是法律规制性骚扰的重点。我国已形成以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基础,民法、劳动法为核心的反对职场性骚扰法律体系。当前,由于现行法缺乏对性骚扰构成要件等的界定,使得司法判案更多地取决于法官的性别观念及其对性骚扰的认识。今后,完善对性骚扰的法律规制应与社会文化层面的积极干预同步进行,以转变责备性骚扰受害人的社会偏见,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

论劳动法规制下性骚扰行为的用人单位责任

工作环境权是我国劳动立法应当确立的劳动者劳动权利的重要内容,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侵犯了劳动者这一权利。从用人单位角度而言,则其有义务预防和治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以维护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秩序;否则也应当对行为对象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应当在内涵与外延上同目前理论界较为主流的"雇主责任"相区别,并有着自己的责任形式和归责原则。

论职场性骚扰行为用人单位的独立责任——兼与“连带责任”的探讨

工作场所性骚扰行为侵犯了作为劳动者保护权的工作环境权。从用人单位角度而言,其有义务预防和治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否则应对受害劳动者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当然,鉴于性骚扰行为毕竟是在人的生理跟心理共同驱使下而为,用人单位只能通过严肃外部环境从而间接规制行为人的主观理性,很难对其内心情绪加以直接控制。因此,在承担责任后,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合法有效的内部规章制度向有过错的员工进行追偿。但在劳动法规制领域,这种责任应当在内涵与外延上同私法传统中的"连带责任"相区别,并有着自己的责任形式和归责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