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卢湾区3种不同职业人群职业紧张程度的调查

[目的]了解上海市卢湾区3种不同职业人群的职业紧张程度。[方法]以617名科研与行政管理人员、中学教师和物业管理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作要求-自主模式问卷调查各组人群职业紧张程度,比较评估因子得分、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职业紧张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职业紧张评估因子(工作要求、自主程度、技能、社会支持)的得分在不同年龄组、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类型间均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而不同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职业紧张程度分级比较结果表明,在所有调查对象中职业紧张程度高的占50.2%,科研与行政管理人员为36.5%,教师为56.3%,而物业管理员工为50.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教师OR为2.69(1.618～4.454),物业员工OR为2.30 (1.156～4.566)。而不同年龄、性别与受教育程度贡献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研究人群职业紧张程度较高,特别需要关注教师与物业员工人群。

武汉市三级甲等医院护士职业紧张与离职意愿的关系

目的探讨武汉市三级甲等医院护士离职意愿与职业紧张的关系。方法随机抽取武汉市3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384名护士,采用工作内容问卷、医院护士离职影响因素问卷和离职意愿测量条目对其进行调查。结果武汉市三级甲等医院护士的离职意愿检出率为29.17%;聘用类别、岗位类别、工作要求、自主程度、社会支持、工作激励与成就、医院效益与前景是护士离职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武汉市三级甲等医院护士离职意愿率高,其离职意愿与高要求-低自主工作模式及其他职业因素有关,需要改善不良的职业因素,以减少护士离职的发生。

流水线工人职业紧张与心理健康:自我效能感调节效应

目的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基于工作要求-自主性模型(JDC)及付出-回报失衡模型(ERI)]分别评估电子制造厂流水线工人的职业紧张状态,研究并反映职业紧张不同维度评分与心理健康程度、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于2021年1月抽取某电子制造厂的流水线作业工人272例,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HQ)、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及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显示,GHQ筛查阳性率(即心理不健康者所占比)50.74%,JDC职业紧张率69.12%,ERI职业紧张率58.09%。一般心理健康与自我效能感(r=-0.263,P<0.01)、JDC工作自主性(r=-0.178,P<0.01)、JDC社会支持(r=-0.226,P<0.01)、ERI工作回报(r=-0.240,P<0.01)呈负相关,与ERI工作付出(r=0.209,P<0.01)、ERI内在投入(r=0.146,P<0.05)呈正相关;自我效能感与JDC工作要求(r=0.150,P<0.05)、JDC工作自主性(r=0.358,P<0.01)及JDC社会支持(r=0.290,P<0.01)呈正相关,与ERI工作付出、ERI工作回报及ERI内在投入无统计学相关。自我效能感在JDC模型职业紧张与一般心理健康中存在调节作用(F=2.564,P<0.05),在ERI模型职业紧张与一般心理健康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F=0.161,P>0.05)。结论流水线工人JDC模型职业紧张及ERI模型职业紧张均处于较高水平,JDC职业紧张并非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而是通过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ERI职业紧张不受自我效能感的调节,而独立对流水线工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2种模式联合评估医疗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紧张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2种职业紧张理论模式下医疗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紧张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以广东省632名在职医疗放射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工作内容问卷》和《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分别对研究对象进行工作要求-自主(JDC)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职业紧张评估。结果研究对象的JDC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为43.8%(277/632),ERI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为38.6%(244/63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日工作时间>8 h、周工作时间>40 h的医疗放射工作人员存在更高的JDC职业紧张风险(P<0.01);30.0~岁、公立医疗机构、日工作时间>8 h、周工作时间>40 h的医疗放射工作人员存在更高的ERI职业紧张风险(P<0.01)。结论2种理论模式下,医疗放射工作人员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紧张。年龄、医疗机构类别、日工作时间和周工作时间是职业紧张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现状及列线图模型构建

目的 了解基层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现状,构建职业紧张风险预测模型列线图。方法 采用工作内容量表(Job Demand-Control Questionnaire, JCQ)、付出-回报失衡量表(Effort-Reward Imbalance Questionnaire, ERI),于2021年8月整群抽取河北省雄安新区三县7家公立医院2 325名医务人员进行职业紧张调查;应用Logistic回归筛选职业紧张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结果 工作要求-自主失衡(Job Demand-Control, JDC)型和ERI型职业紧张得分[M(Q)]分别为0.99(0.28)分和1.02(0.31)分,发生率分别为45.59%和54.5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医院类型、科室、职称、工作班制和平均日工作时长是JDC型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医院类型、科室、职称、工龄、用工性质、工作班制和平均日工作时长是ERI型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P<0.05)。JDC、ERI型职业紧张列线图预测模型的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613和0.700,校准曲线与理想曲线基本一致,有良好的区分度和准确性。结论 雄安新区基层三县医务人员职业紧张水平较高,本文构建的列线图模型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电子制造作业人员2种模式职业紧张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电子制造企业作业人员职业紧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以某电子制造企业2 251名作业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分别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职业紧张情况。结果 2 251名研究对象中,JDC模式和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分别为56.4%和10.1%,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高于ERI模式(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JDC和ERI模式高职业紧张的发生风险,在流水线岗位者均高于非流水线岗位者(P<0.05),劳务派遣者均高于长期合同者(P<0.05),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者均高于无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者(P<0.05),患有疾病者均高于无患疾病者(P<0.05)。结论电子制造企业作业人员以JDC模式职业紧张为主,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流水线岗位、劳务派遣、周工作时间、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和患有疾病。

某供电企业员工不同模式职业紧张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供电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以某供电企业251名员工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和中文版《付出-回报失衡(ERI)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和ERI模式职业紧张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251名研究对象中,JDC及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分别为74.5%(187/251)和22.7%(57/251);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高于ERI模式(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发生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风险,已婚者高于单身者(P<0.05),日工作时间>8 h者高于日工作时间≤8 h者(P<0.05);对于发生ERI模式高职业紧张的风险,男性高于女性(P<0.05)。结论该供电企业工作人员职业紧张以JDC模式职业紧张为主;其职业紧张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婚姻状况、日工作时间和性别。

劳动密集型电子企业员工心理资本对职业紧张的影响

目的探讨劳动密集型电子企业员工心理资本对职业紧张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5家劳动密集型电子企业的1 723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心理资本问卷》《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对其心理资本和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职业紧张进行调查,分析心理资本对职业紧张的影响。结果研究对象心理资本总均分为(4. 4±0. 7)分;自我效能、希望、韧性和乐观维度平均得分依次为(4. 3±0. 9)、(4. 5±0. 8)、(4. 5±0. 8)、(4. 4±0. 7)分;主动型、放松型、紧张型、被动型职业紧张依次占24. 2%、24. 7%、23. 5%和27. 6%; 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68. 7%(1 184/1 723)。与心理资本高水平组比较,心理资本低水平组人群主动型职业紧张所占百分比较低(28. 3%vs 20. 2%,P <0. 001),被动型职业紧张所占百分比较高(23. 4%vs 31. 7%,P <0. 001),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63. 3%vs 74. 1%,P <0. 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排除工龄、教育程度和月收入水平等混杂因素后,心理资本低水平组人群发生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心理资本高水平组(P <0. 01)。结论劳动密集型电子企业员工心理资本与JDC模式职业紧张有关联;可通过提升员工心理资本来降低其职业紧张。

高校教师职业紧张与高血压关系的配对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职业紧张与高校教师高血压的关系。方法采用中文版的工作内容问卷对212例高校教师高血压患者进行1∶1配对病例对照研究,进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控制了相关因素后,在男性中,随着工作要求的增加,患高血压的危险性也增加,与低工作要求组相比,中等工作要求的教师高血压患病危险增加了2倍(95%CI:1.003～4.193),高工作要求教师高血压患病危险增加了2.87倍(95%CI:1.142～7.194),且高要求-低自主与高血压患病危险呈相关性(OR=2.166,95%CI:1.012～4.638)。在女性中,这种相关性不明显。结论职业紧张与高校教师高血压相关。

上海市某区交通警察职业应激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某区交通警察职业应激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18年7至12月,以上海市某区728名交通警察为调查对象,应用《职业健康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职业应激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上海市某区交通警察JDC和ERI模式高职业应激检出率分别为74.6%(543/728)和51.5%(375/728)。该区交通警察的JDC模式高职业应激发生的影响因素为学历、婚姻状况、平均周工作时间(χ2=16.82、10.04、18.71,P<0.05);ERI模式高职业应激发生的影响因素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实际月收入水平、学历、目前岗位时间、平均周工作时间以及轮班工作制(χ2=7.02、26.18、6.73、50.42、4.75、26.61、112.98、6.19,P<0.05)。该区交通警察JDC模式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已婚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是未婚者的2.81倍(95%CI:1.45~5.41);高学历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是低学历者的1.92倍(95%CI:1.34~2.73);平均周工作时间41~50h、≥51h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分别是≤40h者的2.53倍(95%CI:1.40~4.58)、3.12倍(95%CI:1.73~5.63);交通警察ERI模式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实际月收入9000~10999元、≥11000元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分别是≤6999元者的0.33倍(95%CI:0.18~0.60)、0.22倍(95%CI:0.11~0.43);目前岗位工作15~<20年、≥20年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分别是0.5~<5年者的2.19倍(95%CI:1.23~3.91)、1.91倍(95%CI:1.17~3.11);平均周工作时间41~50h、≥51h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分别是≤40h者的4.78倍(95%CI:2.05~11.19)、18.36倍(95%CI:7.86~42.86)。结论该区交通警察JDC和ERI模式高职业应激检出率较高,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学历、婚姻状况、实际月收入水平、目前岗位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

电子制造服务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工作要求-自主问卷,对5家电子制造服务业企业的1 723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员工职业紧张的检出率为68.7%。多因素Logisitc回归分析表明,轮班和流水线工作岗位是职业紧张的主要危险因素(P<0.05)。

某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干预策略

目的分析某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职业紧张干预策略。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某电子制造企业的826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职业紧张,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调查工作压力来源、减压方式、服务需求等情况。结果 826名研究对象中,职业紧张检出率为80.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轮班作业者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非轮班人员(P<0.01),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非接触者(P<0.05)。工作单调、升职机会渺茫和工作负荷是调查对象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研究对象对健康生活方式、个人职业发展计划、人际沟通技巧、压力与情绪管理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较高;愿意接受的服务方式以面对面咨询和培训优先;喜欢的活动方式以拓展活动和休闲办公竞技优先。结论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轮班和接触职业病危害为其主要影响因素。建议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同时采取措施,缓解职业紧张的不良影响,推进企业健康良性发展。

天津市哨点企业重点人群职业紧张调查与评估

采用戴俊明研制的《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对天津市2 785名作业员工的JDC模式职业紧张进行测评,为分析天津市企业重点人群职业紧张状况提供依据。结果显示,调查对象高职业紧张者共1 886例,占67.7%;不同个体特征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率χ;检验,年龄、学历、月收入、职务或岗位、工作制、班工作时间、用工类型组中高职业紧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JDC模式高职业紧张为因变量,以χ;检验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7个个体特征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学历、月收入、工作制、班工作时间、用工类型均是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P<0.05)。提示,天津市哨点企业重点人群职业紧张状况不容乐观,年龄、学历、月收入、工作制、班工作时间、用工类型是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

某模具生产企业员工2种模式职业紧张对职业倦怠影响分析

目的 探讨2种模式职业紧张对某模具生产企业员工职业倦怠的影响。方法 采用判断抽样方法,选择某模具生产企业的457名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Maslach职业倦怠调查普适量表》《工作内容问卷》《付出-回报失衡问卷》调查其职业倦怠和职业紧张,分析职业紧张对职业倦怠的影响。结果 研究对象职业倦怠检出率为76.0%(361/475);工作要求-自主(JDC)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分别为78.3%(358/457)和62.6%(286/457)。ERI模式高职业紧张组员工职业倦怠检出率高于低职业紧张组(83.9%vs 70.8%,P<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后,ERI模式职业紧张是研究对象职业倦怠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ERI模式高职业紧张组员工检出职业倦怠的风险高于低职业紧张组(P<0.05);JDC模式职业紧张未对研究对象职业倦怠产生影响(P>0.05)。结论 模具生产企业员工的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检出率均较高;ERI模式高职业紧张员工发生职业倦怠的风险较大。

两种理论联合评估某电子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

[目的]联合使用两种职业紧张理论评估某电子企业员工的职业紧张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使用基于工作要求-自主模式(job demand-control model,JDC模式)和付出-回报失衡模式(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ERI模式)两种理论的中文版问卷对892名员工的职业紧张状况进行调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892名员工的JDC和ERI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分别为48.5%和1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月收入和教育程度是JDC模式职业紧张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已婚者为对照,未婚组的OR为1.66(P<0.01);以健康状况好组为对照,健康状况一般和较差组的OR值为2.25、3.09(P<0.01或0.05);以月收入≥4 000元为对照,<3 000元组的OR值为2.20(P<0.01);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对照,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组的OR值为2.20(P<0.05)。ERI模式职业紧张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以已婚组为对照,未婚组的OR值为1.97(P<0.05);以健康状况好组为对照,健康状况较差组的OR值为6.16(P<0.01)。[结论]该电子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不佳,应关注重点员工的健康状况,定期举办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教育,促进员工的身心健康。

江苏省某劳动密集型材料技术服务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江苏省某劳动密集型材料技术服务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江苏省某劳动密集型材料技术服务企业626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职业紧张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626名研究对象中,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78.9%(494/62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月收入是发生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独立影响因素,月收入在>5 000~8 000元的员工高职业紧张检出率(94.0%)高于月收入>8 000元(72.7%)的员工。结论该企业员工JDC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其职业紧张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为月收入,其中中上等收入人群为职业紧张高危人群。

电子制造服务业流水线员工职业应激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电子制造服务业（EMS）流水线员工的职业应激状况,初步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 于2015年6至10月,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以5 944名EMS流水线员工为观察组,其他岗位6 270名员工（非流水线工人和管理人员）为对照组,使用自行编制的基本信息问卷、工作要求-自主（J DC）模式问卷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问卷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职业应激状况.结果 观察组员工工作自主、社会支持、工作回报得分（2.72±0.63、3.64±0.68、4.06±0.80）均较对照组（3.00±0.67、3.83±0.68、4.24±0.75）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3.53、15.41、12.70,均P＜0.05）;观察组员工工作付出和内在投入得分（2.34±0.78和2.48±0.78）均高于对照组（2.21±0.80和2.33±0.7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9.08、-10.90,均P＜0.05）.观察组员工JDC模式职业应激比例（64.5％）和ERI模式职业应激比例（12.7％）均高于对照组（52.6％、9.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182.26、23.41,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时间＞60 h／周、睡眠时间＜7 h/d是JDC模式职业应激的主要危险因素（均P＜0.05）;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工作时间＞60 h/周、睡眠时间＜7 h/d是ERI模式职业应激的主要危险因素（均P＜0.05）,而女性、月收入越高员工的ERI型职业应激发生风险降低（均P＜0.05）.结论 EMS流水线员工为相对弱势群体,职业应激程度较高;工作时间＞60 h／周、睡眠时间＜7 h/d是职业应激的主要危险因素.

纺织工人职业应激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浙江省某纺织厂工人职业应激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于2018年10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以浙江省某纺织厂505名作业工人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和回收505份问卷,有效问卷为495份,有效回收率为98.0%。使用中文版《付出-回报失衡(ERI)问卷》和《工作内容问卷》(JCQ)调查工人职业应激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不同分组的构成比差异用χ^2检验,年龄、性别、职业等因素对职业应激的影响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ERI分析结果显示,高、低职业应激人员分别占30.1%(149/495)、69.9%(346/495),不同的工种和工龄工人的职业应激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纸管工和纺丝工的高职业应激检出率分别为47.8%(11/23)和44.8%(30/67);工龄>5年工人的高职业应激检出率为46.4%(13/28)。JCQ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工种、工作模式、每天工作时间和工龄的JCQ类型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工种对ERI定义的职业应激情况有明显影响(P<0.05),纺丝工发生职业应激的风险是卷绕工的2.151倍。结论:纺织行业不同工种作业人员职业应激风险存在明显差异,应针对不同工种采取不同的职业应激预防控制措施。

火力发电厂工人职业紧张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火力发电厂工人(以下简称“电力工人”)职业紧张现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判断抽样方法,选择2家火力发电厂531名一线工人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作内容问卷》《付出-回报失衡问卷》评估其职业紧张情况。结果 研究对象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低于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42.4%vs 86.3%,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饮酒情况、作业模式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数量均是研究对象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P值均<0.05);性别、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数量均是研究对象ERI模式高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P值均<0.05)。结论 电力工人的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高于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数量是该群体2种模式职业紧张的共同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