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自主性的“过犹不及”效应

让员工拥有工作自主权越发普遍。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工作自主性积极后效,对其潜在消极影响鲜有关注。本文梳理工作自主性对员工心理和行为的复杂作用;指出工作自主性与工作结果变量存在曲线关系;揭示工作自主性的提高遵循“收益与损失的叠加”和“动机与机会的交互”两条路径,在工作结果上表现为“过犹不及”效应;指出未来研究应致力于“过犹不及”效应的发生范围、内在机理、边界条件和破解因素。

时间要求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工作要求_资源模型,从积极组织行为学的视角探讨了时间要求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并实证检验了工作自主性和自我效能在其间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1)与资源稀缺理论观点一致,工作时间要求与工作家庭增益负相关,即个体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当工作时间要求较高时,较难发生工作对家庭的增益;(2)工作自主性和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显著,具有较高工作自主性和自我效能的员工通过提高个人满足多重角色需求的能力和获得积极的情绪溢出来降低工作时间对工作家庭增益的负向影响。

上海市卢湾区3种不同职业人群职业紧张程度的调查

[目的]了解上海市卢湾区3种不同职业人群的职业紧张程度。[方法]以617名科研与行政管理人员、中学教师和物业管理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作要求-自主模式问卷调查各组人群职业紧张程度,比较评估因子得分、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职业紧张程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职业紧张评估因子(工作要求、自主程度、技能、社会支持)的得分在不同年龄组、受教育程度及职业类型间均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而不同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职业紧张程度分级比较结果表明,在所有调查对象中职业紧张程度高的占50.2%,科研与行政管理人员为36.5%,教师为56.3%,而物业管理员工为50.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教师OR为2.69(1.618～4.454),物业员工OR为2.30 (1.156～4.566)。而不同年龄、性别与受教育程度贡献无统计学意义。[结论]研究人群职业紧张程度较高,特别需要关注教师与物业员工人群。

武汉市三级甲等医院护士职业紧张与离职意愿的关系

目的探讨武汉市三级甲等医院护士离职意愿与职业紧张的关系。方法随机抽取武汉市3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384名护士,采用工作内容问卷、医院护士离职影响因素问卷和离职意愿测量条目对其进行调查。结果武汉市三级甲等医院护士的离职意愿检出率为29.17%;聘用类别、岗位类别、工作要求、自主程度、社会支持、工作激励与成就、医院效益与前景是护士离职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武汉市三级甲等医院护士离职意愿率高,其离职意愿与高要求-低自主工作模式及其他职业因素有关,需要改善不良的职业因素,以减少护士离职的发生。

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医务人员的职业紧张现状,探索其影响因素,为缓解医务人员职业紧张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取方便抽样方法,对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476名医务人员开展问卷调查,联合运用工作要求-控制问卷(job demands-control,JDC)和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ffort-reward imbalance,ERI)对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状况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呈现JDC失衡型职业紧张者150人(31.5%),ERI失衡型职业紧张者330人(69.3%)。JDC模型分析,是否有夜班要求是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以无夜班要求者为对照,有夜班要求者OR值为1.72倍(95%CI:1.16~2.56);ERI模型分析,婚姻、是否有夜班要求和近两个月内是否受到精神/躯体创伤是医务人员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以未婚为对照,已婚者OR值1.93倍(95%CI:1.12~3.34);以无夜班要求者为对照,有夜班要求者OR值为1.75倍(95%CI:1.13~2.70);以近两个月内未受到精神/躯体创伤者为对照,受到精神/躯体创伤者OR值为2.77倍(95%CI:1.23~6.24)。结论医务人员属于容易呈现职业紧张的人群,主要影响因素有婚姻状况、夜班要求、精神/躯体创伤等。

流水线工人职业紧张与心理健康:自我效能感调节效应

目的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基于工作要求-自主性模型(JDC)及付出-回报失衡模型(ERI)]分别评估电子制造厂流水线工人的职业紧张状态,研究并反映职业紧张不同维度评分与心理健康程度、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于2021年1月抽取某电子制造厂的流水线作业工人272例,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HQ)、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及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显示,GHQ筛查阳性率(即心理不健康者所占比)50.74%,JDC职业紧张率69.12%,ERI职业紧张率58.09%。一般心理健康与自我效能感(r=-0.263,P<0.01)、JDC工作自主性(r=-0.178,P<0.01)、JDC社会支持(r=-0.226,P<0.01)、ERI工作回报(r=-0.240,P<0.01)呈负相关,与ERI工作付出(r=0.209,P<0.01)、ERI内在投入(r=0.146,P<0.05)呈正相关;自我效能感与JDC工作要求(r=0.150,P<0.05)、JDC工作自主性(r=0.358,P<0.01)及JDC社会支持(r=0.290,P<0.01)呈正相关,与ERI工作付出、ERI工作回报及ERI内在投入无统计学相关。自我效能感在JDC模型职业紧张与一般心理健康中存在调节作用(F=2.564,P<0.05),在ERI模型职业紧张与一般心理健康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F=0.161,P>0.05)。结论流水线工人JDC模型职业紧张及ERI模型职业紧张均处于较高水平,JDC职业紧张并非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而是通过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ERI职业紧张不受自我效能感的调节,而独立对流水线工人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2种模式联合评估医疗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紧张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2种职业紧张理论模式下医疗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紧张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以广东省632名在职医疗放射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工作内容问卷》和《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分别对研究对象进行工作要求-自主(JDC)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职业紧张评估。结果研究对象的JDC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为43.8%(277/632),ERI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为38.6%(244/63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日工作时间>8 h、周工作时间>40 h的医疗放射工作人员存在更高的JDC职业紧张风险(P<0.01);30.0~岁、公立医疗机构、日工作时间>8 h、周工作时间>40 h的医疗放射工作人员存在更高的ERI职业紧张风险(P<0.01)。结论2种理论模式下,医疗放射工作人员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紧张。年龄、医疗机构类别、日工作时间和周工作时间是职业紧张的主要影响因素。

某石化企业职工职业紧张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种职业紧张评估模式

目的探讨不同模式下某石化企业职工的职业紧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于2020年9月—2021年3月选择广东省某石油化工企业1677名职工作为调查对象,分别采用工作要求-自主(job demandcontrol,JDC)模式的《工作内容问卷》和付出-回报失衡(effort-reward imbalance,ERI)模式的《付出-回报失衡问卷》评估调查对象职业紧张状况,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结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684份,回收有效问卷1677份,有效回收率为99.58%。JDC模式和ERI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分别为28.6%和26.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JDC模式下,>20年工龄职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低于工龄<10年职工(OR=0.535,95%CI:0.292~0.978);轮班作业职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常白班职工(OR=1.319,95%CI:1.028~1.693);视屏作业职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其他职工(OR=1.662,95%CI:1.229~2.246);月收入10000~12000元职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月收入<10000元职工(OR=1.566,95%CI:1.167~2.102);饮酒职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低于不饮酒职工(OR=0.758,95%CI:0.599~0.959);缺乏运动职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运动组(OR=1.318,95%CI:1.028~1.689);睡眠时间为6~7 h和>7 h组职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均低于睡眠时间<6 h组(OR=0.675、0.496,95%CI分别为0.522~0.873和0.364~0.676)。ERI模式下,女性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低于男性(OR=0.464,95%CI:0.300~0.715);10~20年工龄职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低于工龄<10年职工(OR=0.685,95%CI:0.511~0.918);接触化学毒物的职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不接触者(OR=1.331,95%CI:1.023~1.730);视屏作业职工发生职业紧张风险高于其他人员(OR=1.477,95%CI:1.088~2.007);睡眠时间6~7 h与>7 h职工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低于睡眠时间<6 h职工(OR=0.723、0.508,95%CI分别为0.557~0.937和0.369~0.699)。结论该石化企业职工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JDC模式与ERI模式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企业应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营造舒适的工作环境,加强职业卫生工程防护及个体防护,重视员工心理健康培训,缓解职工的职业紧张;职工也应合理安排作息,适量运动,预防职业紧张的发生。

职业紧张对不同职业人群抑郁症状的影响

[目的]探讨职业紧张对不同职业人群抑郁症状的影响。[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调查上海市某区职业人群2 458名,年龄为20～63岁。工作紧张评估采用中文工作内容问卷(C-JCQ)与中文工作付出-回报(C-ERI)问卷,同时调查社会人口特征与个体生活行为因素,抑郁症状使用流行病学研究抑郁量表(CES-D)。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社会人口特征与职业紧张因素对抑郁症状的影响。[结果]抑郁评估均分为(16.1±7.2)分,抑郁症状阳性率为44.0%。社会人口与行为特征因素中,职务、受教育程度、工作时间、吸烟与抑郁症状有统计学关联。职业紧张评估变量中,高工作紧张、低工作控制、低社会支持、高工作付出-回报不平衡、高内在驱动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结论]社会人口特征与职业紧张因素均可能增加职业人群抑郁症状的风险。

电子制造作业人员2种模式职业紧张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电子制造企业作业人员职业紧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以某电子制造企业2 251名作业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分别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职业紧张情况。结果 2 251名研究对象中,JDC模式和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分别为56.4%和10.1%,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高于ERI模式(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JDC和ERI模式高职业紧张的发生风险,在流水线岗位者均高于非流水线岗位者(P<0.05),劳务派遣者均高于长期合同者(P<0.05),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者均高于无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者(P<0.05),患有疾病者均高于无患疾病者(P<0.05)。结论电子制造企业作业人员以JDC模式职业紧张为主,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流水线岗位、劳务派遣、周工作时间、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和患有疾病。

某供电企业员工不同模式职业紧张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供电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以某供电企业251名员工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和中文版《付出-回报失衡(ERI)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和ERI模式职业紧张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251名研究对象中,JDC及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分别为74.5%(187/251)和22.7%(57/251);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高于ERI模式(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发生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风险,已婚者高于单身者(P<0.05),日工作时间>8 h者高于日工作时间≤8 h者(P<0.05);对于发生ERI模式高职业紧张的风险,男性高于女性(P<0.05)。结论该供电企业工作人员职业紧张以JDC模式职业紧张为主;其职业紧张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婚姻状况、日工作时间和性别。

上海市某区交通警察职业应激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上海市某区交通警察职业应激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18年7至12月,以上海市某区728名交通警察为调查对象,应用《职业健康状况调查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职业应激情况,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上海市某区交通警察JDC和ERI模式高职业应激检出率分别为74.6%(543/728)和51.5%(375/728)。该区交通警察的JDC模式高职业应激发生的影响因素为学历、婚姻状况、平均周工作时间(χ2=16.82、10.04、18.71,P<0.05);ERI模式高职业应激发生的影响因素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实际月收入水平、学历、目前岗位时间、平均周工作时间以及轮班工作制(χ2=7.02、26.18、6.73、50.42、4.75、26.61、112.98、6.19,P<0.05)。该区交通警察JDC模式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已婚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是未婚者的2.81倍(95%CI:1.45~5.41);高学历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是低学历者的1.92倍(95%CI:1.34~2.73);平均周工作时间41~50h、≥51h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分别是≤40h者的2.53倍(95%CI:1.40~4.58)、3.12倍(95%CI:1.73~5.63);交通警察ERI模式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实际月收入9000~10999元、≥11000元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分别是≤6999元者的0.33倍(95%CI:0.18~0.60)、0.22倍(95%CI:0.11~0.43);目前岗位工作15~<20年、≥20年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分别是0.5~<5年者的2.19倍(95%CI:1.23~3.91)、1.91倍(95%CI:1.17~3.11);平均周工作时间41~50h、≥51h者高职业应激发生风险分别是≤40h者的4.78倍(95%CI:2.05~11.19)、18.36倍(95%CI:7.86~42.86)。结论该区交通警察JDC和ERI模式高职业应激检出率较高,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学历、婚姻状况、实际月收入水平、目前岗位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

劳动密集型电子企业员工心理资本对职业紧张的影响

目的探讨劳动密集型电子企业员工心理资本对职业紧张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5家劳动密集型电子企业的1 723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心理资本问卷》《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对其心理资本和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职业紧张进行调查,分析心理资本对职业紧张的影响。结果研究对象心理资本总均分为(4. 4±0. 7)分;自我效能、希望、韧性和乐观维度平均得分依次为(4. 3±0. 9)、(4. 5±0. 8)、(4. 5±0. 8)、(4. 4±0. 7)分;主动型、放松型、紧张型、被动型职业紧张依次占24. 2%、24. 7%、23. 5%和27. 6%; 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为68. 7%(1 184/1 723)。与心理资本高水平组比较,心理资本低水平组人群主动型职业紧张所占百分比较低(28. 3%vs 20. 2%,P <0. 001),被动型职业紧张所占百分比较高(23. 4%vs 31. 7%,P <0. 001),JDC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63. 3%vs 74. 1%,P <0. 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排除工龄、教育程度和月收入水平等混杂因素后,心理资本低水平组人群发生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心理资本高水平组(P <0. 01)。结论劳动密集型电子企业员工心理资本与JDC模式职业紧张有关联;可通过提升员工心理资本来降低其职业紧张。

某模具生产企业员工2种模式职业紧张对抑郁症状影响

目的探讨2种职业紧张模式下某模具生产企业员工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选择某模具生产企业457名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和中文版《工作内容问卷》、《付出-回报失衡问卷》调查其抑郁症状及工作要求-自主(JDC)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职业紧张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457名研究对象的抑郁症状得分中位数为11.0分,检出率为23.4%(107/457)。JDC模式下高度职业紧张检出率为78.3%(358/457),ERI模式下高度职业紧张检出率为62.6%(286/457)。ERI模式下,高度职业紧张组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高于低度职业紧张组(26.6%vs 18.1%,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JDC模式中,婚姻状况和月收入均是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ERI模式中,婚姻状况、月收入和职业紧张均是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高度职业紧张组员工发生抑郁症状的风险高于低度职业紧张组(P<0.05)。结论模具生产企业员工存在一定程度抑郁症状。婚姻状况、月收入和ERI模式职业紧张是抑郁症状的主要影响因素。

高校教师职业紧张与高血压关系的配对病例对照研究

目的探讨职业紧张与高校教师高血压的关系。方法采用中文版的工作内容问卷对212例高校教师高血压患者进行1∶1配对病例对照研究,进行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控制了相关因素后,在男性中,随着工作要求的增加,患高血压的危险性也增加,与低工作要求组相比,中等工作要求的教师高血压患病危险增加了2倍(95%CI:1.003～4.193),高工作要求教师高血压患病危险增加了2.87倍(95%CI:1.142～7.194),且高要求-低自主与高血压患病危险呈相关性(OR=2.166,95%CI:1.012～4.638)。在女性中,这种相关性不明显。结论职业紧张与高校教师高血压相关。

电子制造服务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工作要求-自主问卷,对5家电子制造服务业企业的1 723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员工职业紧张的检出率为68.7%。多因素Logisitc回归分析表明,轮班和流水线工作岗位是职业紧张的主要危险因素(P<0.05)。

天津市哨点企业重点人群职业紧张调查与评估

采用戴俊明研制的《简明职业紧张问卷》对天津市2 785名作业员工的JDC模式职业紧张进行测评,为分析天津市企业重点人群职业紧张状况提供依据。结果显示,调查对象高职业紧张者共1 886例,占67.7%;不同个体特征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率χ;检验,年龄、学历、月收入、职务或岗位、工作制、班工作时间、用工类型组中高职业紧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JDC模式高职业紧张为因变量,以χ;检验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7个个体特征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学历、月收入、工作制、班工作时间、用工类型均是JDC模式高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P<0.05)。提示,天津市哨点企业重点人群职业紧张状况不容乐观,年龄、学历、月收入、工作制、班工作时间、用工类型是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

某模具生产企业员工2种模式职业紧张对职业倦怠影响分析

目的 探讨2种模式职业紧张对某模具生产企业员工职业倦怠的影响。方法 采用判断抽样方法,选择某模具生产企业的457名员工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Maslach职业倦怠调查普适量表》《工作内容问卷》《付出-回报失衡问卷》调查其职业倦怠和职业紧张,分析职业紧张对职业倦怠的影响。结果 研究对象职业倦怠检出率为76.0%(361/475);工作要求-自主(JDC)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高职业紧张检出率分别为78.3%(358/457)和62.6%(286/457)。ERI模式高职业紧张组员工职业倦怠检出率高于低职业紧张组(83.9%vs 70.8%,P<0.01)。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后,ERI模式职业紧张是研究对象职业倦怠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ERI模式高职业紧张组员工检出职业倦怠的风险高于低职业紧张组(P<0.05);JDC模式职业紧张未对研究对象职业倦怠产生影响(P>0.05)。结论 模具生产企业员工的职业紧张和职业倦怠检出率均较高;ERI模式高职业紧张员工发生职业倦怠的风险较大。

某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干预策略

目的分析某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职业紧张干预策略。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某电子制造企业的826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简明职业紧张问卷》调查其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职业紧张,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调查工作压力来源、减压方式、服务需求等情况。结果 826名研究对象中,职业紧张检出率为80.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轮班作业者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非轮班人员(P<0.01),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高于非接触者(P<0.05)。工作单调、升职机会渺茫和工作负荷是调查对象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研究对象对健康生活方式、个人职业发展计划、人际沟通技巧、压力与情绪管理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较高;愿意接受的服务方式以面对面咨询和培训优先;喜欢的活动方式以拓展活动和休闲办公竞技优先。结论电子制造企业员工职业紧张检出率较高,轮班和接触职业病危害为其主要影响因素。建议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同时采取措施,缓解职业紧张的不良影响,推进企业健康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