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演绎:工具主义视域下的劳动教育

在教育活动深陷知识学习与社会实践相脱离的诟病之时,劳动教育被赋予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使命,成为研究热点。梳理劳动教育的形成逻辑可知,知识产生于劳动实践,并支撑劳动的质量与效率,二者皆为满足人类需求的必要手段,且以共轭关系统一在劳动教育的概念之下。因此,劳动教育应以工具善用理性之知与实践之行,使之在人类的不同发展需求之中尽其所能,最终利用自身知行合一的多维特征实现五育并举的教育追求。

辩驳法治工具主义

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对于法治的理解经历了从“刀”治到“水”治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对于法治的理解已经开始从原本的工具主义式法治观转变成了非工具主义式法治观。工具主义法治观将法治的价值归结于其工具性,这种工具性可以做两种解读——一种是倾向于强调目的的工具性,另一种则是倾向于强调手段的工具性。在以往的讨论中,后一种关于工具性的解读获得了多数论者的支持。但是,这种工具主义法治观存在价值论、方法论和实践角度的三重缺陷,因此无法充分解释法治的正当性基础。一种非工具主义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尊重人们作为理性行动者的实践能力,反对通过“目的—手段”二分法来分析法治,并且认为在这种基础上有关法治的实践必然体现出与善的亲缘性。非工具主义法治观从价值论、方法论和实践三个维度上避免了工具主义观念可能存在的弊端,从而能够为法治提供一种更为可靠的正当性基础。

论治理话域中的地方立法工具主义

立法工具主义根植于法律工具主义,后者在我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理论渊源、制度实践和社会认同。无论法律工具主义还是立法工具主义,都是从主体的视角与需要出发而赋予法律或立法以某种工具属性。治理话域中的地方立法工具主义是立法者和社会公众等将地方立法视作实现某种治理目标的工具的心理与实践现象。地方立法工具主义在治理实践中具有双面效应,一方面能够在观念、制度和实践等层面发挥积极且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忽略或伤害法治价值、所立之法质量不高等负面影响。为更加精准高效地发挥地方立法的治理功能,立法者和相关主体应当在法治和治理双重价值中重塑其功能,奉行地方立法克制主义以及引入系统性思维等。

信息进入自由的纯粹工具主义分析

本文通过重新解析彼得对信息进入自由的论证过程，提出了信息进入权利的权利属性和权能结构。借助彼得的工具主义模型和彼得对知识产权哲学的独占主义信条的批判，我提出了信息法律的纯粹工具主义分析模型。我的讨论支持下列结论：（１）信息进入自由的权能结构是信息法律的主要内容，信息法律就是配置信息的权利资源的法律，追求权能结构设计的效率，就是追求这种权利资源的配置效率；（２）纯粹工具主义的分析结构中不存在普遍道德或者终极的正义命令；（３）正当程序和分权机制是维护信息法律“正义”品格的基础。

中美法律工具主义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中美两国的法律工具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二者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面对相似的社会背景、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存在滥用的危险。二者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产生和适用的前提不同、哲学基础不同、法院系统差别巨大。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启示:应充分发挥法律的工具性作用,重视法律的实用性;增强司法者承担运用法律工具的角色位置和角色能力;重视研究行动中的法律,摆脱法学研究的教条化;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滥用进行限制。

从“工具主义”到“人文关怀”:学校体育教学的范式转变——自组织的学校体育教学展望

从"工具主义"到"人文关怀"的体育教学范式转变正在进行,但"确定性科学观"的根深蒂固却是这种转变的最大阻碍,而自组织理论是肃清"确定科学观",从而为体育教学范式转折扫清道路的最有力工具。自组织体育教学观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体育教学自组织解释框架的宏观构建、自组织条件论、动力论、方式论、演化论等方面。

伦理型领导、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员工不道德行为:内部人身份感知的调节作用

通过分析由问卷调查获得的379个配对样本的数据,探讨伦理型领导对员工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机制。发现:伦理型领导与工具主义伦理气氛显著负相关;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在伦理型领导与不道德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内部人身份感知调节了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在伦理型领导与不道德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内部人身份感知水平越高,工具主义伦理气氛的中介作用越强。结论:伦理型领导会通过抑制工具主义伦理气氛来遏制员工不道德行为的发生,而内部人感知会强化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不道德行为的影响作用。

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犬儒主义和传统性的作用

基于社会控制理论,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分析308组配对数据,探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沉默行为有正向作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对犬儒主义有正向作用;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传统性调节了犬儒主义与沉默行为的关系,也调节了犬儒主义在工具主义伦理气氛与沉默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

工具主义考量与民族身份的界定——一个畲族乡的成立所引发的理论思考

族群理论中的工具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无时不在算计和优化自己的利益,族群认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利益的推动。但是,工具论同时也不否认族籍、传统等对人们具有感召力。本文依据对一个畲族乡的调查指出,在我国的民族政策和特殊国情下,即便没有族籍(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和传统的存在,只要有工具主义的好处,某些特定的人群也可能借用其他族群的族籍,来构建出一个新的同时包含不同族群的民族认同。

司法工具主义功能观剖析

司法工具主义功能观是一种把司法的功能定位为实现国家目的、阶级统治和政策目标的工具的司法功能理论 ,极具理论的片面性。这种理论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 ,也有现实的原因 ;这种司法的功能理论对我国司法实践产生了多方面的危害 ,包括对司法价值的误导 ,导致人治主义的政治实践、司法权能的弱化等 ,深入剖析这种司法功能观的危害性 ,对于重塑一种现代法治所需要的司法功能观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工具主义”到“合作治理”——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模式转型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生成了一种"工具主义"模式。在这种"工具主义"模式下,支配、服从和秩序具有价值优先性,社会组织相对于政府来说缺乏自由而平等的主体地位,政府采用了一种"选择性支持"的方式。"工具主义"模式,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全能主义国家"初步转型的产物,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其在展现明显效度的同时,亦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限度。为此,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需要从"工具主义"模式向"合作治理"模式转型,确立公共利益维护和增进的价值优先性,发展与社会组织之间自由而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注重从"选择性支持"走向"效益性支持"。

美国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及其启示

作为当代美国法律文化特色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其兴起得益于一场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普通法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力量。为解决这场危机,美国爆发了一场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其主张是革新普通法的观念,以工具主义法律观取代形式主义法律观。这场改革拉近了法律与社会的距离,奠定了美国法律实质化特色的基础,并对后来的法律理论与实务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法学流派在根本上都对法律持工具主义态度,在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实务中也更是处处体现了工具主义法律观。

基于新型现代化的工具主义价值之省思

作为新型现代化的人化目标,现代人格是教育现代化的终极关怀。由于科技功能的过分张扬和工具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社会被器物化、教育被功利化。弥合技术和伦理之间鸿沟、促进边际人向现代人转型的应有之念是:实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良性互动,避免陷入专业化陷阱;摆脱工匠式思维定式,以对人的客观实在和价值存在的双重关怀为前提,对现有教育模式进行反思性建构;改变器物教育模式及流水线式人才培养机制,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论岭南文化工具主义——兼论岭南文化的现代转换

岭南文化是一种工具性文化,它的功能在广东改革开放建设中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它为广东改革开放建设披荊斩棘,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又给广东改革开放建设增加堕力,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必须改革和提升岭南文化工具主义,实现岭南文化现代转换,实现岭南文化现代化。

法律工具主义及其对司法的影响

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法律工具主义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国的法律工具主义是以主客体两元对立的哲学思想为背景的,是在人的法律属性分裂的基础上建立的,只有清除这种主客两分的法律工具主义,才能使法律工具主义真正指导司法实践。

从工具主义到人文主义: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广告理念的转向

农村广告在运作流程、广告观念和广告目标等方面体现出了典型的工具主义理念。在带来积极营销效果的同时,工具主义理念下的农村广告忽略了农民的主观感受、主体性和理性,无法适应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市场需求。向人性关怀、主体意识和适度理性的人文主义转向是农村广告摆脱工具主义理念的必由路径。农村广告应在全面洞察农民需求、定制型的精准投放、当下关切与终极关怀相统一等方面体现对农民的人性关怀;在塑造农村直播电商广告主体、呈现农村特色广告内容、获得电商直播广告受益等方面展示农民的主体意识;在自创品牌中的农民价值、农副产品品牌叙事的农民身份认同、区域公共品牌有机联合的农村地域价值等方面彰显农民的适度理性。

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到“治理主义法律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念革命

工具主义法律观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不相容的。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大小取决于对工具主义法律观的扬弃程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理性主义法律观也难以在中华文明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西方技术主义、繁琐主义、极端专业主义的法治体系和法治构造,严重扼杀了生机勃勃的法治精神。中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在于实现从工具主义法律观向治理主义法律观的转变。治理主义法治观首先体现为对法治精神的尊崇,其次更注重法治在不同治理空间中的落实。法治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中的贯彻与落实存在着不同的实现路径。治理主义法律观关注的是法律能否转化为解决国家治理议题、社会治理议题和社区治理议题的观念资源和制度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的刚性程度在从国家治理向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传递的过程中,是逐渐递减的。换言之,法治在不同治理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制度形态。

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的现代影响及其克服

法律工具主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点,本文通过对传统工具主义法律观的剖析,指出了其对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并提出克服法律工具主义影响的对策。

从“工具主义”到“人文关怀”:学校体育教学的范式转变——自组织的学校体育教学展望

从“工具主义”到“人文关怀”的体育教学范式转变正在进行,但“确定性科学观”的根深蒂固却是这种转变的最大阻碍,而自组织理论是肃清“确定科学观”,从而为体育教学范式转折扫清道路的最有力工具。自组织体育教学观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体育教学自组织解释框架的宏观构建、自组织条件论、动力论、方式论、演化论等方面。

知识产权工具主义理论及其启示

知识产权领域的独占主义威胁到消极自由的核心价值,会制造一种全球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因而应以工具主义态度取而代之。工具主义理论主张财产应服务于道德价值,反对把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主观权利,并主张知识产权是一种附有义务的特权。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和道德的关系以及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