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变量模型在卫生政策效果评价中的应用分析

在卫生政策的效果评价中,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推断卫生政策与政策干预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卫生政策研究无法根据研究者的意愿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一些具有较高因果关系解释力度的研究设计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会受到限制,存在一些因素可能诱导我们对解释变量和效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错误推断。由此产生的遗漏变量偏倚、选择性偏倚以及信息偏倚通常是通过产生所谓的"内生变量"问题而影响研究结果的。工具变量模型正是一个能够有效解决观察性研究中内生变量问题的统计方法。所以,本研究结合了卫生政策效果评价研究的特点,分析工具变量模型在该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及前景,为解决卫生领域研究中内生变量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近年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然而,目前鲜有文献涉及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考察。基于此,运用2019年1 740个县级行政单位样本,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考察了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经过工具变量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数字乡村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规模经营度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80%和3.70%;二是数字乡村通过推动农业信息化发展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中对于GML和ML指数度量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农业信息化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70%和1.40%。(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业规模经营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非规模经营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数字乡村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需要继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与完善;重点支持农业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优化;稳步推进农业信息化发展,助推农业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化、集成配置;实施非均衡发展策略,各地因地制宜地完善数字乡村设施,充分挖掘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化肥减量的影响——基于全国31个省区面板数据的双重检验

实现化肥减量是我国农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专业分工理论,利用2011—2020年统计年鉴数据,采用中介调节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化肥减量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化肥使用总量和单位面积使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业社会化服务产值每增加1%,化肥使用总量和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分别能降低0.055%和0.443%。中介和调节分析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资源配置和科技进步两条路径实现化肥减量,分工深化和政府主导分别对该路径存在0.039的促进作用和-0.017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可以显著降低服务规模小、农业发展程度高和东部地区省份的化肥使用量,而对中西部地区省份化肥减量未能发挥作用。其中,监管体系的缺失和分工深化的不足是目前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阻碍化肥减量实现的重要因素。

资本市场扭曲对地区创新两阶段效率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工具变量分位数模型

在测度地区创新技术开发效率和技术转化效率基础上,使用最新发展起来的能区分异质性影响并同时消除变量之间内生性的非可加固定效应工具变量分位数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扭曲对地区创新两阶段效率的异质性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扭曲对地区技术开发效率和转化效率均产生了抑制作用,尤其对转化效率抑制作用更突出;负向作用在不同的分位点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在低分位点负向作用更为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通过改善资本市场扭曲,进而提升地区创新效率的效应,仅在高分位点表现出来。分位点间回归结果表明异质性的影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效果的区域异质性研究

文章借助双重差分模型,选择中国31个省份2005-2016年样本数据,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东北四大区域,考察了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对不同地区的政策效应,并考察了单独二孩第二年的政策堆积生育效应。结果表明,东、中、西部、东北地区"二孩"政策的差异较大。单独二孩政策没有显著提高东部地区生育率,但全面二孩政策有效提高了东部地区生育率,中部地区正好相反。无论单独二孩政策还是全面二孩政策都显著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生育率水平,却都没有提高东北地区生育率水平。

跨省份人口城镇化迁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两类工具变量模型,选择2005—2018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并从人口净迁移性质、城镇化水平及区域差异等角度考察跨省份人口城镇化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异质性。得出主要结论为:跨省份人口城镇化迁移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缩小程度依中、东、西部地区减弱;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得越快;人口净迁入规模越大,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得越快。

中央银行外汇干预的国际经验——基于面板工具变量法的分析

外汇干预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被各国央行广泛采用,在当前中国外汇干预存在争议的背景下,总结中央银行外汇干预国际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哥伦比亚和新西兰两个代表性国家总结其外汇干预经验,然后基于面板工具变量法,对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干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央银行正向外汇干预对名义双边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均有减缓波动的作用,达到了稳定汇率的效果。从现阶段来看,当前外汇干预作为维护汇率稳定、调节内外平衡的政策权限,应该予以保留。我国中央银行要实现合理的干预行为,需要有恰当的干预时机、灵活的干预方式、与之协调的干预目标,以及配套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逐步完善的市场环境。

房价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门槛效应:倒U假说及实证

文章结合住房的双重属性及其对应的双重效应图形走势,理论分析发现房价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若房价上涨较为平稳,对消费的影响为财富效应,反之上涨过快,财富效应转为挤出效应,抑制消费增长。并结合实证分析,将住房双重属性纳入消费者最优选择模型中,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得出与理论分析一致结论。结果显示:房价上涨幅度低于门槛值9.62%时,总体表现为财富效应,且效应大小随房价上涨呈倒U形曲线特征;若房价涨幅高于门槛值,呈现出挤出效应,且随房价进一步攀升更加明显。结合研究结论与现实情形,不难发现,要发挥房地产对消费的正向促进作用,应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上。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日益广泛,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实践愈加丰富,并且有效促进了信息共享,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金融服务门槛,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范围和覆盖面,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链条更加顺畅,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制度保障更加健全。本文专注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城市吸引外商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使用2011~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双重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外商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城市外商投资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各个维度中,其覆盖广度、数字化水平,以及支付、保险、货币基金业务分类子指标进一步助推了城市外商投资的增加。通过地区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其对城市外商投资的贡献程度越大。因此,建议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继续完善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助力实现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制度环境对城市集聚经济强度的影响——基于市民化和市场化转型的双重视角

城市集聚经济的形成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基于市民化和市场化双重视角,考察制度环境对城市集聚经济强度的影响。使用工具变量法和门限模型的工具变量估计,研究发现,本地居民密度对工资的城市固定效应所产生的提升作用远大于外来移民,主要源于户籍制度引起的社会分割;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移民,其提升作用都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如果全面深化改革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城市集聚经济将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动力。

异质性条件下劳动力培训的效应分析——基于云南省红河州3000户家庭的数据

本文根据2008年云南省红河州的农户调查数据,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和村庄异质性的基础上,运用多水平框架下的异质性工具变量模型估计劳动力培训的效应,得出以下结论,可观测因素对农户收入和培训决策的影响随着村庄的不同而变化,农户劳动力培训的效应不仅受个体异质性的影响而且受村庄异质性的影响;目前的培训政策发挥了政策引导作用,使参加培训的农户多数是参与意愿高的农户;劳动力培训能够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但效果并不显著,农户从培训中获得的收益仅为2.5%,说明目前的培训效果有待加强。

经济集聚与价值链嵌入位置——基于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分析视角

在国际分工体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从企业角度研究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显得日益重要。本文采用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库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表,基于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分析视角,探讨了产业与企业的空间集聚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中国企业出口上游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产业和企业集聚对中国企业出口上游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促进出口企业向价值链的下游消费端靠近;这一影响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和贸易方式下存在显著差异,即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大于私营企业,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大于一般贸易企业;在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果依然稳健;经济集聚的分解效应表明相对于邻近企业数量,邻近企业规模对企业出口上游度有更大的影响。本文结论对我国地区产业发展助推企业价值链攀升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工业企业就业

使用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工业企业就业的影响。基于实物期权理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企业延迟雇佣行为所获得的回报更大,因此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的更为谨慎。进一步地,通过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工业企业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工业企业的就业规模显著下降。而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工业企业就业规模的负面影响因企业所有制结构、资本密集度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差异。即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要比非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就业规模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通过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并进行稳健性分析,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代际同住对青年女性主观福利的影响

基于文化传统和亲子双方的现实需要,当前很多年轻夫妇选择与父辈同住。但这一居住安排是增进还是损害了同住青年女性的主观福利,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本文基于扩展的家庭代际团结—冲突框架,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2010年数据,在控制同住内生性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代际同住显著提升了青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从妻居比从夫居更加有利于女性主观福利。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代际同住通过减少青年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来提高其主观福利。并且分样本来看,代际同住显著提升了有全职工作、子女照料需求强和农村青年女性的主观幸福感。

协同型基层治理对农户参与水土保护设施集体管护的影响

水土保护是系统改善耕地质量的有效手段,也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而基层治理现代化逐渐成为耕地质量提升的核心引擎之一,科学考察和评价基层治理特征对水土保护设施集体管护的影响效应,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从集体行动视角出发,基于新疆农户调查数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和工具变量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了协同型基层治理对农户参与村庄灌溉渠系和农田防护林等水土保护设施集体管护的直接影响,以及协同型基层治理通过规则公平感知对农户参与水土保护设施集体管护的间接影响。研究表明:(1)协同型基层治理有助于促进农户参与水土保护设施集体管护决策;(2)规则公平感知在农户是否参与水土保护设施集体管护和提升管护效果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3)协同参与、协同支持及协同网络维度显著激励农户参与水土保护设施集体管护的积极性,而对于水土保护设施集体管护效果方面仅有协同支持和协同信任维度发挥着促进作用。本文补充和完善了农村基层治理特征对水土保护设施集体管护行动影响机理方面的研究,对完善水土资源保护的激励机制、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等方面具有重要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