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不确定性与企业的短期化投资偏向——基于环境规制工具异质性的比较分析

以企业投资期限选择为切入点,选取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投资期限选择的总效应及其差异化效应来源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会抑制企业的长期投资行为,使其投资期限结构呈短期化偏向,其中不确定性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2)源于环境规制工具的异质性,规制效应差异明显。经济型环境规制工具使企业投资的短期化偏向有所减弱,而立法管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最易导致企业投资的短期化偏向。因此,未来环境规制政策的完善应朝着更加透明的方向,努力降低其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运用也是提升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的关键。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提出推进绿色经济发展,促进绿色投资。但是调动绿色投资的积极性离不开政府的环境管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及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是我国政府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在绿色经济背景下,行业、地区、国家等中宏观层面的绿色投资研究成为一大趋势。但是企业作为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的微观主体,也应是资源节约和污染治理的主体,是环境规制的直接作用对象。故本文区别于现有研究,以污染主体—上市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角度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能否有效促进绿色投资,使得分析结论更加具体和可靠。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均能有效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比较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最为明显。

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的证据

环境规制如何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鲜有文献从微观企业和环境规制工具异质性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以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2011—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倒逼”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倒逼”效应体现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激励;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挤出”效应体现在迎合政府和机会主义,在控制内生性、排除干扰性因素、改变变量定义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资源基础较强时,排污收费对绿色创新的“倒逼”效应更加明显,但环保补助不存在这一现象;排污收费促进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成果的产出,而环保补助却“挤出”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成果的产出。本文发现了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对已有关于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研究的争论提供了中国的微观证据,为如何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双重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持。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表征形式,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EBM-ML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主要增长源是工业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而行政命令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却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其发挥的中介效应有细微差异。

异质性条件下劳动力培训的效应分析——基于云南省红河州3000户家庭的数据

本文根据2008年云南省红河州的农户调查数据,在考虑个体异质性和村庄异质性的基础上,运用多水平框架下的异质性工具变量模型估计劳动力培训的效应,得出以下结论,可观测因素对农户收入和培训决策的影响随着村庄的不同而变化,农户劳动力培训的效应不仅受个体异质性的影响而且受村庄异质性的影响;目前的培训政策发挥了政策引导作用,使参加培训的农户多数是参与意愿高的农户;劳动力培训能够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但效果并不显著,农户从培训中获得的收益仅为2.5%,说明目前的培训效果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