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十四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文本分析——基于“工具-目标”二维框架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工具-目标”的二维框架,分析12个省份“十四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文本中政策工具和政策目的使用情况及不足之处。研究发现,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存在政策工具利用不均衡、政策目标发展程度差距显著的问题,因此提出需优化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均衡政策目标,提升政策目标可实现性,共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发展。

我国普惠金融政策“目标-工具”协同研究——基于2016—2022年文本量化分析

基于政策协同理论,利用文本量化分析方法,构建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对2016—2022年中央层面的普惠金融政策文本展开内容挖掘编码和量化研究。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普惠金融政策目标锚定机会平等和增强商业可持续性,政策目标组合平衡性和前瞻性不足;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均有使用,但对供给型政策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偏好,需求型工具相对不足;目标-工具协同性较弱,存在多数政策工具服务于少量政策目标现象,对金融风险防控目标和政策工具缺乏足够重视。优化政策目标组合、增强政策目标的平衡性和前瞻性、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提高工具和目标的协同是未来优化的方向。

论教育的终极目标与工具性目标

本文通过对教育终极目标和工具性目标关系的哲学解读,探讨了教育终极目标的现实性和教育目标工具性存在的合理依据,提出在现阶段正确处理教育终极目标和工具性目标关系时应注重的六个问题。

层面-目标-工具三维框架下我国协同创新政策变迁研究

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协同创新合力,而协同创新产出具有"公共—私人"双重属性,其决定了政府应扮演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角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界定协同创新政策干预的适度边界,进而从层面—目标—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我国协同创新政策变迁过程。结果发现,现有协同创新政策发展脉络内含在科技体制改革发展中,3个层面政策呈现"橄榄型"分布、多元化目标明显、工具上环境面为主供给面为辅等特征。最后,进一步提出未来协同创新政策体系设计需要克服的五大问题并给出相关建议。

基于工具—目标法的经济政策效应评价研究

经济政策评价不仅指政策决策评价,还应包括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即效应评价。但目前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中,包括已出版的各类教科书中也都只给出了如何进行决策评价的方法,而没有对效应评价方法进行研究。这显然是欠缺的。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法对经济决策评价,常用的方法有三种:工具—目标法(TOM)、最优控制法、政策模拟法。其中工具—目标法是最早用来进行政策决策评价的计量方法,它是由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丁伯根提出的。

宏观审慎监管:中央银行行使的依据、目标和工具

本文认为宏观审慎监管实质是宏观流动性管理,本质上具有归属于中央银行的特性,它与中央银行在职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独立性等方面有内在一致性,却与微观审慎监管有天然冲突性。现有对微观审慎监管的改革思路没能体现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质,应该从其本质入手关注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系统重要性的行为及系统重要性的产品。

“目标—工具”适配视角下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量化研究——以46个重点城市为例

为明晰政策优化方向,对46个重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展开文本量化研究,探究了地方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内容特征及二者间的适配程度。研究表明,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是当前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偏好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当前三大主要目标与其政策工具组合不完全适配。基于研究结论,地方政府应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转变治理理念,突破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路径依赖;二是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基于政策目标调整各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三是规范合作治理秩序,构建政府主导的生活垃圾分类多元共治体系。

国际经济冲击与我国汇率制度选择：基于双目标双工具政策理论的研究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上升,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人民币汇率稳定面临巨大挑战。基于我国的汇率管理事实,构建不完全冲销下的外汇储备稳定汇率、利率调控通胀的双目标双工具DSGE货币政策框架,分析不同汇率制度下国际资本冲击和国际贸易条件恶化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面对国际资本冲击,使用外汇储备固定汇率的双目标双工具政策能够有效地稳定经济,效果明显优于使用利率固定汇率的制度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但是面对国际贸易条件恶化,完全浮动的汇率能抵消冲击的不利影响,而双目标双工具的固定汇率制度因阻止汇率变化反而引发较大的产出和通胀波动;面对国外通胀冲击,管理浮动汇率制是最优选择,福利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本研究为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和当前所处国际经济环境下合理地使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搭配组合提供理论参考。

政府规制工具变迁逻辑及其与政策目标适配路径研究——基于出租车政策的内容分析

实现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匹配是达成政策预期效果的基础,政策工具历时变迁可为实现这一机制提供历史经验与启示。通过构建“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并对我国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政策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规制工具历经了新旧政策工具重叠期、政策工具运用波峰期、政策工具结构性调整期等阶段,并在制度背景、政府能力、技术变革等因素影响下,总体呈现出社会性规制工具占优并稳定成为主体的趋势。因政策客体属性模糊、政府考核机制失当、政策工具冲突及规制主体权责交叉导致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间不适配,体现为政策工具非均衡分配、典型工具缺失及政策工具存在结构性矛盾,影响了政策工具效果发挥及政策目标实现。据此,规制者应坚持政府规制的公共利益立场,借以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理顺权责关系,构建科学的绩效考评体系,并以信用监管为核心加速政策工具创新与组合运用,从而实现出租车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匹配以提升其规制绩效。

“目标—工具”视角下宅基地“三权分置”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和定量分析

“三权分置”是乡村振兴视阈下宅基地改革的核心政策。从政策科学与工具视角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进行研究,在主体逻辑上可以深化政策识别传导功能,在实施逻辑上则有益于优化工具技术方案。从“目标—工具”视角分析19份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文本,结果表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在工具运用层面存在环境型政策工具运用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运用稳定、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弱势、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匹配精准度不高等问题。未来的政策工具运用应从政策科学的角度优化工具配置,从目标理性的角度加强“目标—工具”匹配程度,以最终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多重目标的实现。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以目标导向与评价功能理论的视角对“举国体制”的研究

以博弈理论为指导,对我国体育目标的两个维度-本体论目标和工具论目标进行了分析。我国体育目标对"举国体制"具有导向作用,"举国体制"有效实现了我国体育的工具论目标。我国可持续发展阶段的体育目标是从体育大国实现向体育强国的跨越,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举国体制"面临诸多困难。

“互联网+”时代的电大资源建设目标管理模式创新——基于OKR思想的借鉴与运用

"互联网+"时代的广播电视大学发展进入新常态,信息化助推教育供给改革,学员需求碎片化、多元化,因而资源建设目标管理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梳理电大资源建设目标管理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最新战略目标效率工具——OKR思想在电大"六网融通模式"运行的优势与适应性,并提出"目标+关键成果"在电大资源建设目标管理的实施流程及导入策略。

通胀目标制与汇率目标制不能共存吗

基于汇率传递的风险溢价渠道,本文将我国利率调控通胀、外汇储备对冲干预汇率纳入新凯恩斯政策模型,构建双目标双工具政策分析框架,比较泰勒规则与双目标双工具规则下通胀目标与汇率目标共存的经济机制与效应。本文模拟显示:(1)双目标双工具政策框架下通胀目标与汇率目标能够共存,此时通过影响汇率风险溢价来盯住汇率不影响通胀;而单工具政策下两目标无法共存,此时降低国内资产的收益率盯住汇率会刺激居民的消费行为引起通胀。(2)国际资本冲击下,双目标双工具政策在固定汇率的同时能保证经济稳定;而当贸易条件恶化时,选择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最优。央行政策损失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3)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深入,外汇储备稳定汇率的有效性将下降,冲销成本会大幅提升。资本账户开放下,双目标双工具政策仍是央行抵御外部资本冲击的首选政策;但是汇率市场化后,通胀目标制与双目标双工具政策效果基本无差异。本文结论的启示是:面对国际资本,需必要的汇率管制;但是面对贸易冲击,可适度提升汇率弹性来减少冲击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

高等教育要注重人才的双重性目标培养

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直接指向是为社会服务，这是千百年来高教发展最主要的动因，现代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离不开高等教育，从而使其工具性意义愈趋增强，外在化倾向日益明显。然而，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应在“人才”本身。伴随物质的充盈、精神欲求的提高和终生教育的实施，接受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为人的自身发展与完善服务的。因此，高等教育也要重视它的以人为本的生活性价值。

科学教材“目标引导”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构建了由5个维度组成的教材“目标引导”水平研究工具，围绕溶液专题对5套具有代表性的中外科学教材中的学习目标设置展开比较，发现我国科学教材具有较好的层次性与针对性，但在全面性、明确性以及生成性方面仍然存在着进一步改进与提升的空间。

Eclipse治疗计划系统NTO优化工具在脊柱转移瘤立体定向放疗靶区外剂量跌落研究

为研究Eclipse治疗计划系统中正常组织目标(Normal Tissue Objective, NTO)优化工具参数,对脊柱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计划靶区覆盖剂量和靶区外剂量跌落梯度指数(Gradiet Index, GI)的影响,本研究对10例脊柱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患者设计两种类型计划。第1种添加NTO优化工具但不添加环优化条件,共得到360个计划,为参考计划;第2种添加环优化条件但不添加NTO优化条件,总共10个计划,为标准计划。所有计划最后剂量归一为100%处方剂量覆盖90%靶区体积。比较两种类型计划的靶区剂量适形度指数(Conformity Index, CI)、靶区外剂量跌落梯度指数、靶区最大剂量(Dmax)、实际治疗时间和计划临床合格率。结果表明,当NTO优化工具参数Fall-off为0.5或者1,Priority为500、700和999时,计划的GI值相似(P>0.05),但是小于其他Fall-off和Priority的GI值(P<0.05);Fall-off和Priority对CI值大小和实际治疗时间没有影响(P>0.05);随着Priority增加,计划靶区体积(Planning Target Volume, PTV)Dmax增加(P<0.05)。参考计划的临床合格率最高为70%。与标准计划相比,最合适NTO优化工具参数计划(Priority、Fall-off分别为500和0.5)的GI值更低(3.449 vs 3.655,P=0.000,Z=-5.534),实际治疗时间没有差异(2.65 min vs 2.32 min,P=0.063,Z=0.832),PTV Dmax偏大(132.1%vs 128.8%,P=0.002,Z=4.214),CI偏大(0.911 vs 0.879,P=0.151,Z=0.984)。综上所述,在计划可通过情况下,当NTO优化工具中参数Distance from Target Border设置为0.2 cm, Start Dose设置为91%处方剂量,End Dose设置为49.4%处方剂量,Fall-off和Priority分别设置为0.5和500时,脊柱转移瘤立体定向放疗计划能够实现较好的靶区剂量适形度、更低的剂量梯度指数以及合适的治疗时间。

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中的技术进步与价值重塑

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兜底性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发挥着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然而,社会救助实践却过度追求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的工具性目标,而忽视了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性目标。有鉴于此,亟需厘清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的优势与局限,并找到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升社会救助“温度”的现实路径。本研究认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应实现“有为”和“有情”的共融与平衡,数字技术既能为提升社会救助的精准度提供技术支持,又能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的有效落地;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虽可实现精准救助、高效救助和智慧救助,但也面临救助资源和救助需求匹配偏差、信息共享不充分、基层执行者数字负担重和诱发目标群体数字不平等的局限;为找回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的“温度”,应该在数字化转型中促进选择权、体验感和获得感的回归。

基于SVEC模型的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与规则研究:1996M01-2011M02

本文基于SVEC模型框架,分析了1996年1月至2011年2月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所使用的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与多重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物价、产出及货币供给冲击均对利率工具和准备金率工具产生持久、显著的影响,这与通过泰勒规则预测得到的结论基本吻合,但与其预测的反应时滞存在一定的差别。利率和准备金率对实体经济有重要影响,但效果、传导时滞存在差异,同时,两种工具对货币供给冲击的反应既不充分、也不及时。针对以上结论,本文一一作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许多有益启示。

支持养老金融发展的政策“目标-工具”适配性研究

我国养老金融发展目前正处于起步的关键阶段。厘清养老金融所处的制度情境、经济情境和社会情境,探索养老金融发展的显性、隐性政策支持目标的实现程度,运用NVivo软件将政策工具信息作为分析单元进行量化分析,总结政策工具使用的规律,对于促进养老金融发展,提升政策支持效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政策"目标-工具"的适配结果研究发现:支持养老金融发展的政策工具的使用,与显性政策目标之间存在"耦合"。而隐性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选择则存在一定的"疏离",这种"疏离"表现为宏观规划集中与精细落实不足之间的矛盾、短期功利投资与事业长期发展间的矛盾、泛市场化倾向与社会公益属性间的矛盾。对此,需要找准养老金融的施策重点,支持和完善养老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