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身”与工农作家形态生成的“反思”——以被遗忘的作家曹桂梅为例

1950年10月,筹备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在全国征调研究员(学员)时,中南区文协机关刊物《长江文艺》的文艺通讯员曹桂梅,被中南区文协以组织的名义送往北京学习。曹桂梅的入选符合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的宗旨,是共和国理想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的最佳人选之一。在两年(1950年10月至1952年7月)的学习、培训期间,曹桂梅频频在共和国的媒介视域中亮相,评论界对他也有推介性的评价。学习期满的曹桂梅最终被分配到中南区文联从事创作活动,之后的他却消失掉,没有了他在进入研究所学习之前的创作激情和水准。这无疑给共和国以文艺领导人深刻启发,工农兵文艺工作者培训的思路值得进一步探索。

简论“十七年”文学体制对工农作家的培养——以陈登科为例

"十七年"文学体制对工农作家的培养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实践,中央文学研究所等艺术教育机构的建立、文艺刊物的国有化、老作家主导下的文学批评构成了工农作家的生成机制。陈登科是其中的代表,他的成长经历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体制如何把一个工农干部培养成作家。这一制度虽然产生了一批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开拓了新的美学空间,但是并没有产生经典性作家和作品,而且由于其内在的悖论,使得这种实践难以为继。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

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浩然的危机及其应对方式

浩然是当代文学史中的标志性作家,是工农兵作家的代表。虽然他创造了不少创作上的奇迹,但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诸事顺遂,而是一生中危机重重。有的危机,他顺着情势妥善处理,成功化解;有的危机,他无从化解,只得搁置;有的危机,他不但无法化解,反而越发深重。他的危机及其应对方式是他的人生诉求和文学道路的鲜明标志,彰显了他追随时代脚步前进的身影,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独特的一面。

抗战初期的解放区战争叙述——兼论1942年以前的解放区战争小说创作

1942年以前的解放区战争小说创作是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起点,虽然不成熟,但它们却带有草创期的泼辣和活力。本时期战争小说对战争带来的苦难及带给人们心灵的深深创伤及其对和平生活的灾难性破坏进行了较为充分地抒写和展示,也没有回避个体生命在战争环境中的独特感受。着重探讨这些小说的创作特色及其得失并指出其在中国现当代战争小说创作方面的地位。

高尚的艺术人格——读《陈登科日记选》

陈登科先生是一位从中国泥泞的土地上走出来的工农作家，由初识文字到文学家，从全国人大代表不幸成为“四人帮”的阶下囚。然而，他在罪名尚未洗清的境况下，却在思考和感受，没有让个人的痛苦占据心灵。一个作家的良知，一个知识分子的忧患，在这没有打皱的白纸上跳跃，闪烁成那天空中一轮美丽的月。

丁玲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作家培养实践

"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创建的第一个当代作家培养机构,这所机构的设立显然是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直接继承,是在党和政府有计划的领导下培养文学人才,实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新社会-新文化"的构想的重要实践。丁玲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在任职期间,她注重对"工农作家"的培养。可是这种培养遭遇到了"专业化"教育和意识形态诉求之间冲突的困境,也成为了丁玲后来被批判的重要依据,并直接导致这所培养机构的调整和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