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通讯员运动在中央苏区的实践路径与方法

工农通讯员运动是中华苏维埃革命者在中央苏区发起的一场群众化新闻实践运动。革命者一方面积极构建战时新闻传播体系,把工农通讯员制度纳入红军部队与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制度体系之中,探索战时工农通讯员制度;另一方面借助“微观”动员技术,以报为媒,即时培训工农通讯员,组织征文比赛,提升工农通讯员写作水平,发展革命竞赛,提高工农通讯员写作的积极性,发展工农通讯员网络,推动工农通讯员运动在苏区的兴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工农通讯员制度的生成与运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基础上,开展了党报工农通讯员运动。工农通讯作为党和群众联络沟通的重要渠道,发挥了上传下达、下情上送的重要功能。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和任务的转变,工农通讯的功能边界逐渐扩大,成为群众监督政权的一种方式。作为一项群众运动,工农通讯员运动既有其历史作用,也有其负面影响。

对工农通讯员制度的传播学解读——以延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为视界

在人民群众中发展工农通讯员,是中共对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实现"群众办报"的根本保证。从依靠工农通讯员进行宣传到鼓励工农通讯员参与办报,把人民群众提高到既是"受众"又是"传者"的高度,体现了中共宣传理念的转变。

多层嵌套的情感动员:革命时期党报工农通讯员群体实践再思考

党报工农通讯员的群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之一,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原则的切实践行,在革命战争期间起到了重要的群众联结和动员作用。以“情感”作为切入视角,分析党报工农通讯员群体实践中的情感动员逻辑类型以及身为“基层联结者”的工农通讯员的社会情感动员基础,并结合相关史料,探究了工农通讯员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基于情感的“动员”与“被动员”特点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的早期探索——以中央苏区工农通讯员运动为例

解放个体思想,反对阶级贫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既定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汲取苏俄的办报经验,动员群众为党报写稿,成立工农通讯员队伍。在根据地宣传部门的引导下,群众观察乡村社会改造的实际进展,在稿件中表达观点与提出建议,同时加深对革命的认识与理解。基于反"围剿"的复杂形势,工农通讯员运动虽没有能够全面展开,但使无产阶级参与根据地的各项建设,逐渐从"自在"走向"自为",摆脱思想文化上的贫困。其蕴含的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主张的实现提供来自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对构建与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及成效

工农通讯员制度是党在宣传领域建立的联结党和群众的重要纽带。抗日战争时期,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文艺和宣传工作要为工农兵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在此背景下,陕甘宁边区延续和发展了党的工农通讯员制度,并开展了相关工作。根据地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人员一方面深入群众收集鲜活的新闻材料,另一方面采用多种方式动员群众向党报投稿,动员农民参与办报。通过党组织的耐心引导,农民不仅提高了写稿水平,还加深了对时局和党的政策、纲领的了解。他们开始主动学习党的文件,观察身边的革命实践,积极参与新闻宣传。针对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偏差,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政策,通过建立通讯小组等形式将工农通讯员组织起来,使稿件质量得以提高。陕甘宁边区工农通讯员制度的实施,丰富了边区群众的政治参与渠道,是党的群众路线生动实践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红色中华》鲜活文风的运用及成因

《红色中华》在发行量、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等方面都远超同时期的其他红色报刊,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文风朴实、语言鲜活。在批评丑恶现象、赞扬革命热情、谴责卖国侵略等方面,文笔往往直白细腻、辛辣犀利、幽默诙谐,再配上一个醒目新颖的标题,常令人忍俊不禁、耳目一新。这种特殊文风的出现,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宣传鼓动方式的新要求以及刊物本身的定位息息相关,也离不开工农通讯员的不懈努力和队伍的不断壮大。鲜活的文风体现了民主的党风政风和融洽的民风,它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亦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