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在保障工商业文明社会信用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诉讼时效基本理论的反思与我国诉讼时效立法的重新选择(二)

农耕文明的自然经济和熟人社会特点决定了农耕文明社会成员之间信用的不发达,信任得以天然维系,无需诉讼时效制度对信用加以保护,诉讼时效即无从产生。而工商业文明的商品经济和陌生人社会,则是产生大量信用,社会成员信息不畅。为了保障任何第三人不至于因债权人突然行使产生于年代久远而处于休眠状态的权利而受损,有必要设置诉讼时效制度切断久远的债权债务关系影响到对当事人财产信用的评价,维护债权信用体系。诉讼时效通过其独有的弱化甚至消灭权利的功能维持了整个社会的债权信用,尽可能保障一般社会的交易安全。这即是诉讼时效的制度基础之所在。

沱江岸边崛起的工商业文明

内江,东汉置县,曾名汉安。因市县位于内水(即沱江)西岸,江至此,曲流成弧,有如半岛,故取名内江。以江为名,依江而兴。正是依托沱江的水运便利,1709年,一名来自福建的16岁少年曾达一把家乡的甘蔗带到内江种植。随着甘蔗引入的成功,曾家开始办漏棚、糖房。200多年后,内江发展成为四川糖业中心,"甜城"美誉随之而来。

近代欧洲文明与其工商历史传统关系的思考

日前本刊编辑宋鸥同志采访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朱寰教授，请他谈一谈近代欧洲文明与其工商历史传统的关系问题。下文是这次谈话的记录整理。

商业、道德与文明

现代商业活动和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必须建立在一种健全、有效的法治文明的根基之上。同时,传统的商业伦理和古老的道德智慧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工商业文明发达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日新月异的科技创造、不断更新换代的工业产品,全球规模的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和商业贸易,这些都日益广泛地深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支配性影响,而且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形态。

文明形态延续视域下的中国道路自信

中国道路自信基于它借鉴和吸收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创造的各种不同文明形态的优秀成果。在游牧(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商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中,高举创新和发展大旗的是农耕文明和工商业文明,它们曾在历史上长期领先于世界和最终主导世界。中国道路以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培育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为"民族内核",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本内核",以工商业文明的科技主导、竞争发展、创新驱动为重要推动力。中国道路的自信在于它创造的巨大成就,兼容并蓄不同文明成果,更在于它努力构建的不同于其他文明形态的新的社会文明。

荷马为什么歌唱“阿喀琉斯的愤怒”?——《伊利亚特》的主题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兴起

荷马为什么要把“阿喀琉斯的愤怒”作为《伊利亚特》的主题 ?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民主政治与专制王权之间两种政治的冲突。史诗所反映的迈锡尼时代 ,发达的工商业文明孕育了阿喀琉斯反抗阿伽门农专制王权的政治力量。而阿喀琉斯的反抗引发平民和贵族的觉醒 ,动摇了专制统治的基础 ,这就开启了希腊历史的一个伟大时代 :城邦民主制时代。正是因为对阿喀琉斯民主精神的歌唱 ,使荷马成为希腊民族的伟大导师 ,受到后世的称颂和感激。《伊利亚特》的主题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兴起紧密相连。

企业博物馆见证企业砥砺前行

企业博物馆是企业的文化阵地,是企业砥砺前行的见证.提及企业博物馆,不难想到各种企业文化和产品展厅.事实上,企业博物馆不仅具备展厅的一般功能,还运用前沿科学技术、富有创意的表现方式等,将展厅升级为更具文化内涵的企业文化阵地.企业博物馆并非遥不可及,很多企业早已创建专属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企业博物馆正逐渐成为社会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大众提供了解工商业文明的全新视角,并持续孕育未来企业长青发展的精神基因.

从南宋“行在”杭州看两宋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是乡村社会逐步变成城市社会的漫长过程,其核心是农业社会母胎内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持续成长。就我国传统社会而言,城市化进程的真正启动是在唐宋之际,而于宋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指示。

中国传统人格的消极因素及其成因

从人格的角度看,人的现代化就是人格的现代化,就是由传统农业文明下的求生型人格转向现代工商业文明下的发展型人格。所谓求生型人格,是一种满足于物质生存,以生存为目的,为生存而牺牲发展的人格,极而言之,就是俗话所说的“好死不如赖活”。所谓发展型人格,是一种以发展为目的的人格,它以生存为发展的手段,在物质生存以外致力于精神追求和社会追求,力图完善人的个性,发挥人的潜能,实现人的生命价值,极而言之。

中西政治思想的差异性及其原因的再思考

追根溯源,古希腊政治思想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渊源,而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思想对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及政治现实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们从源头上分析中西、古今政治思想的差异性及其原因,是为了在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寻找一条既适合中国的政治现实,又顺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潮流之路径。

“农商社会”视野下的宋代外贸述论

将两宋时期的外贸置于“农商社会”假说之视野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陶瓷、丝绸等手工业品规模性输出的巨大能力来源于其时工商业文明的茁壮成长,工商业文明勃兴的推动力量来自商人阶层和手工制造业群体的不断壮大,同时也可以发现两宋时期的士人群体对于工商业文明的崛起有着明确的认知。因此,早在10—13世纪即宋辽夏金时期中国已呈现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工商业文明同台竞争之格局。这种格局的基本态势是中原农业文明居主体地位,仍在向前发展;同时在农业文明内部,工商业亦在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内地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的外溢效应则同时带动了长城内外各游牧文明的发展,中国也曾一度出现过可现代化因素或现代化发展潜要素,但终因中国自身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三重紧张而未能结出现代化之正果。

村俗、都市人和新志怪体小说——海波及其《烧叶望天笔记》

历史文化语境的转场能够使一种旧文体获得新生,甚至达到涅槃的境地,文学史似乎对这一规律反复证明不已。对《烧叶望天笔记》的阅读,使我在猛烈的酣畅之后又一次意识到这一规律,重要的不是这条规律的存在,而在于它在海波的笔下所实现的令我震惊的价值高度和特殊意味。 海波在《烧叶望天笔记》中显然是以对一种旧文体的戏仿,深入到了这个时代历史文化语境的奇妙转换之中,而这种深入似乎是今天这个令作家们近乎失语的现实中。

傅国涌 财富不等于尊严

傅国涌1967年生,文化学者。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知识分子命运史,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主要作品:《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追寻失去的传统》《偶像的黄昏》《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历史深处的误会:

浅议自然环境对古希腊文明形成的影响

世界上古文明地区都创造了伟大的农业文化,如东亚黄河流域的小米文化、长江流域的大米文化,北非、西亚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小麦、大麦文化和美洲文明地区的玉米文化。但这些地区都没能形成工商业文明,上古时代唯有古希腊文明(以雅典城邦为代表)在经济上进行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形成了发达的工商业文明。那么是何种原因造成了同属上古社会时期,而只有占希腊文化呈现工商业文明特征呢?笔者认为,形成古希腊文明独具工商业特点的重要原因是空间因素,即与古希腊所处的特殊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在人类文明的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只能被动地依赖大自然的赐予来生活和劳动。于是自然环境的差异性便造成了各地区、各民族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对风俗人情、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居民建筑,乃至经济类型、社会结构都有深刻的影响。那么占希腊文明的特征是什么?它所处的又是怎样的自然环境?这一自然环境又是如何对古希腊文明产生作用的呢?

中国商业文化实践与理论(连载之十六) 第八章 中国商业文化的未来趋势

(二)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人类历史的工商业文明创新美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直认为中国还远未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尽管2001年中国在加入WTO时,同意在最长达十五年的时期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NME),以期能在过渡期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但时至今日仍被西方归为“非市场经济”阵营。无论这是误会还是歧视,甚至刻意为之,都不应该怀疑中国人民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决心,更不能阻挡中国现代化和走进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历史道路。

辉煌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同根同梦·庆祝共和国70华诞联谊会暨新时代商业文化创新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同时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共和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行走在精神原乡不断辨识与张举的旅程——略评柯桥诗集《乡村来信》

诗集《乡村来信》给我这样的印象:那些都市快节奏的喧嚣,那些执意追求速度的焦虑,那些置身陌生人之中的淡漠,都没有侵扰到诗人,诗中更多的是经久未曾更改的故土之情和事理人情,犹似素朴而真挚的告白。我想这并非诗人对工商业文明的回避,而是在芜杂浮躁的世声之下,乱花迷眼的情境容易捕获一种幻象,幻象往往意味着悬空。读诗集中的每一首诗都明显地感觉到那种平视的姿态,读来既有感染力也有亲和力。于是这部诗集仿佛在给能懂的人说,一首首诗,就是一封封诉说的信,充满亲近感。

两宋经济发展模式特征及其历史意义

悠久的中华文明实由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工商业文明互融、复合而成。两宋300年是工商业文明发展速率明显加快的历史时段。南宋时期工商业文明在高效农业基础上的蓬勃发展昭示着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道路,可称之为“南宋发展道路”。

家庭:当代中国人的怕与爱——谈谈《狗十三》和《四个春天》

新世纪以来,有关'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探讨异常热闹,堪称显学,学界争议不断,积极响应者有之,冷静旁观者有之,理性批判者有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多涉及宏观的政治和经济议题,与之未必不相关的,是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一类的微观话题,比如每至临近春节便特别凸显的'回家难'问题:早先是车少人多路迢迢的'行路难',最近几年则慢慢变成各类'春节自救指南'揭示下的'心路难'。未尝不可以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曲折和争议具体化到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