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

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文章认为,从成员构成上看,行会是师傅、帮工、学徒混杂在一起的封闭性、排他性、专制性的封建团体,新式同业公会则是开放性、自愿性、民主性的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在经济功能上,行会保护师傅的封建性垄断,限制竞争,同业公会则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为主旨,鼓励正当竞争;在活动机制上,行会具有较大随意性、神秘性,同业公会则注重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办事讲究公开性、效率性。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转化,标志着工商同业组织近代化过程的基本完成。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和创新了会馆、公所的公益精神,在重视传统的业内济贫恤寡活动的同时,更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在同业公益方面,以同业救济及同业教育为主,而业内祀神的色彩渐趋弱化;在社会公益方面,同业公会代表行业商人赈灾救难、支持抗战、协助政府,以捐助钱物而非直接举办为其主要手段。此类公益活动有助于公会凝聚同业信任、树立公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政府之社会责任,但过于频繁的救济活动也给同业公会带来了财政负担。

专业与统战:建国初期中共对工商同业公会的改造策略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在1949年后,同业公会被纳入新组建的工商联体系之中继续存在。但在中共眼中,同业公会是集资产阶级性和封建行会性于一体的旧式组织,必须对其实施改造而后用。新政权在组织、人事、经费、法律、思想等方面多管齐下,重新构建同业公会与党政、工商联及会员的权力结构,将同业公会由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团体改造成为工商联组织下属的专业性组织。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同业公会失去其存在的组织基础与市场基础,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民初工商同业公会规则的制定与修订

民初,政府除了颁布《商会法》,还制定和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以引导和规范商人团体发展。然而,因对公会发起人资格、公会名称等规定不确,规则甫经公布就争议不断,政府不得不进行修正。此外,工商界还为争夺公会认定权而发生冲突,政府为发展工业则将规则一分为二,分别制定工业、商业两类公会规则。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赋予商人团体管理商务职责的同时,丰富了介入经济社会的手段,商人团体则凭借法律法规授权,获得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治理权,这些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面相。

工商同业公会与近代广西城镇市场经济的发育——基于原始档案之实证研究

工商同业公会是中国近代城镇重要的行业性组织。近年来学术界对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对于近代广西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几处空白状态。本文基于大量原始资料,对近代广西工商同业公会的发展概况及其在推进城镇市场经济发育方面之作为进行实证研究。

近代官民对工商同业公会的认知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政府及民间的共同推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官民也存在一定共识。但由于所持立场不同,在若干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议或者疏离的情况。经过双方博弈互动,有些问题得到解决,而有些则成为同业公会发展中的窒碍。由官民对于同业公会之认知及由此而带来的行动上的趋同与差异,则明显影响到同业公会的发展道路。

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初探

本文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得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

近代上海工商同业公会及其社会功能

近代以来,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与之相应也出现了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工商同业公会,他们在促进本行业经济发展,及时向政府反映企业的利益诉求、抵制政府不当的经济政策以及在社会救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上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雇主团体与劳资关系——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劳资纠纷的处理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与工会都是劳资分立的产物，二者在组建之后均加强了各自阶级的组织整合，也使劳资关系更具有阶级政治的特点。不过，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性的雇主组织，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与工人及其工会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它在政府的劳资处理机制、劳资合作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

南京国民政府在1927年建立之后,即着手对包括同业公会在内的商人团体及其它职业团体进行改组整顿,同业公会被纳入训政体制下的社会控制体系。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同业公会承担着双重的政治角色,一方面它与国民政府在体制内进行政治合作,促进了政府的社会整合与国民党党治的推行。另一方面,同业公会虽经整顿,但仍有出于商人自身利益的主动性政治表达。

民国后期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刍议

本文从新疆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内部运作模式、经济社会功能、与商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各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尽管新疆的工商同业公会产生的时间晚,发展也很不完备,但在推动新疆行业近代化和稳定市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成为政府和商民间进行沟通的中介平台。

汉口商会与同业公会

汉口商会的设立始于20世纪初年.清末的汉口已是商业贸易繁盛的地区.湖广总督张之洞特于1898年开设商务局,以办理汉口的一切华洋商务.汉口商人自此有了会议之处.1903年,清农工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汉口属于商业繁富之区,宜设商务总会”.1907年11月,商务局邀集各商董,遵照章程,组织成立“汉口商务总会”,办理汉口一切商务事宜,商务局撤销.辛亥革命后,依照农商部的《商会法》,汉口商务总会改组为“汉口总商会”,经理、协理改称为会长、副会长、会董,迁址湖北路扬子街口.1921年元旦,商会在鄂督划拨的地段(今中山大道949号)修建的大楼竣工,商会便迁往新址.汉口总商会于1928年依照湖北省政府颁发的《暂行整理商会条例》恢复成立.

多元互动:1928—1931年中国地方商会改组的进路与样态——以保定商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政权对商会予以整顿改组。在此过程中,先是各省商联会主动制定《商会改组大纲》,力促商会改组。此次初步改组,保定商会将组织领导体制从会长制改为执监委员制。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后,保定商会又依法全面改组。此次改组,同业公会成为商会的基层组织。在保定商会前后相继的两次改组活动中,国民党政权组织与各省商联会、全国商联会、同业公会等多元力量相互交织,互起作用。此时期商会改组的实践活动表明,国家与民间社会是一种互动相塑的关系,政权组织与社会力量之间彼此影响、互相形塑。

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

第一条 军事委员会在战时对于农矿工商各企业依本条例管理之.第二条

清末民初北京市的典当业

清末民初北京市的典当业刘鸿一、清末民初北京市典当业的基本情况典当业的由来“典当”二字在古代典籍中的含意是：典为经常法度；当为相持相抵。现代所用“典当”“典押”等词，均指转移之意。即某甲之物转移到某乙，某乙则以相当的钱款转移到某甲。甲乙之间日后或以物品...

毛纺公会史话

由呢绒工厂业同业公会发展为毛绒纺织业同业公会 毛纺业组织同业公会并非一开始就这么称呼的。最早称为呢绒工厂业同业公会。据《上海工商社团志》同业公会篇记载：“呢绒工厂业同业公会1930年11月5日立案，1931年正式成立。会员7家，会址在牛庄路5号。”会员仅7家，实际上说明当时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并不多．这个行业的规模也不大。或许有人会问：7家会员也能组织同业公会？确实如此，按照1929年8月17日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商同业公会法》第三条：“工商同业公会之设立，须有同业公司、行号七家以上之发起，……发起人应造具该同业公司、行号及其营业主或经理人姓名表册。连同章程，分别呈请特别市政府或地方主管官署转呈省政府核准设立。”当时上海呢绒工厂业刚好7家会员单位，符合设立同业公会的条件。

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

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王翔在中国手工业生产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会制度，曾经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它已经越来越成为工商业经济发展的桎梏。近代以后，手工业行会的演变，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笔者拟运用一些新的史料，探讨手工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