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工夫即本体”:《孟子·告子上》“求放心”说的工夫论特质

《孟子·告子上》有“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的论断,“求放心”也就成为中国哲学道德修养论中的“公案”。在孟子那里,“放心”是指因利欲熏染而不能始终“居仁由义”和不能自觉“居仁由义”的“个体之心”,但“放心”不代表“本心”“良心”的“丢失”,只是被“遮蔽”而已;“求放心”是自我主体性的自觉发挥,是“本心”“良心”的自我澄明,体现了“即工夫即本体”的工夫论特质。孟子论“求放心”是以善根本性为始基,以“性”“情”“才”(“四端之心”)的“三位一体”为内在逻辑,贯通生存世界中善恶杂陈的“实然”镜像与可能世界中的性善“本然”,挺立意义世界中道德判断和价值评判的“应然”,其本质是以“应然”的“求放心”工夫回归“本然”的性善世界。尽管先秦儒学并没有“工夫论”的具体概念,但其道德修养论对工夫论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宋明新儒学构建工夫哲学夯实了思想基础。

宋明理学的"本体-工夫"之辨——兼论其教育哲学内涵及理论深化

宋明理学在"本体-工夫"范畴框架内所展开的性习关系之辨,是体用之辨的具体展开形式之一。其在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实现了从性习分离到性习合一的转变,从而构成了从先验人性论到实践创生论的过渡环节,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人性和性习关系的理解。没有理学的"本体-工夫"之辨,便不会有明末清初理学批判和自我批判思潮的实践创生论。

本体与工夫之辩:致良知说再阐释

王阳明以致良知立说，致良知的过程具体展开为本体（良知）与工夫（致）的统一。王阳明以“本体上说工夫”与“工夫上说本体”界定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在对本体作先天预设的同时，又以后天工夫限定了本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张力。由工夫而达本体的过程，既表现为正面的切入，又有去蔽、日减的维度，后者以意见的悬置与世俗的意义世界之消解为其内容，其中包含多重理论意蕴。

“天泉证道”所及的本体工夫论之探微

王阳明的良知是具有道德知觉的存在(价值)本体和境界本体。受宗密和会顿渐并崇尚先顿后渐工夫观的影响,王阳明兼容顿渐,故而他在天泉桥上肯定钱德洪的渐修渐悟,也认可王畿的顿悟顿修,但他最心仪的是先悟后修,以为良知本体之理可顿悟,达致或保任良知之境需渐修。王阳明认为重工夫的钱德洪只懂良知是一存在(价值)本体,不解良知的无滞境界;而已悟本体的王畿则欠缺悟后的工夫。他冀望二高足相资为用,圆融本体和工夫。

本体工夫进路的王龙溪思想研究

以本体工夫为考察进路,阳明后学王龙溪在主体意志的纯化面向上坚守阳明"八句教"主张,根据施教对象的不同资质,兼顾"正心"与"诚意"两种工夫路径。具体而言,其本体工夫论包含三则内容:纯一悟入,内向求取;戒慎恐惧,次第展开;静正存神,保聚守真。就前二者考虑,龙溪本体工夫观点和陆王心学实践宗旨一脉相承,然从"保聚守真"的言说开始,其工夫论观点于本体价值的拳守层面呈现出鲜明的道家哲学倾向,由此推导而出的是,思想家在宇宙观、境界论等基本哲学问题上与儒学立场的偏离。

论王阳明的“动静合一”——从一元两层本体工夫看

王阳明倡导的工夫至少有两个特色:第一,因工夫围绕本体展开,本体与工夫合一,故其主张的工夫是一元本体工夫;第二,因本体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故工夫又可以分为着意循理与自然循理两层。以一元两层本体工夫为视野,可以梳理出阳明论“动静”的思路。“动”有三层含义:有事,从欲,着意;“静”也有三层含义:无事,循理,自然。其中第一层中无事之静只是有事之动的一种特殊情况。相应地,动静合一既可指应事与未应事的心是同一个心,也可泛指循理,还可专指自然循理。在后两者中,前者已经做到正确,后者则不仅正确而且自然。自然正确不仅是个体良知的极致表现,同时也是天道的特点。

刘宗周道德本体与工夫合一的慎独说

宋明儒家强调"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本体即工夫",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都是道德问题,强调在道德修养中体悟道德本体,无论是朱熹的主"敬"、陆九渊的主"静",还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皆是如此。刘宗周的"慎独"说融合了"理""气""心""性"本体论,赋予"意"和"知"道德本体意蕴,特标为粹然至善的"独体",强化了本体的道德意义;以"慎独"统领圣学工夫,通过"敬""主静""慎""诚"工夫的持守来呈现"独"本体至善,使道德本体与工夫融通合一。其理论以"慎独"为立学宗旨,统合传统道德本体与工夫,是对传统"慎独"学说的总结与超越。

本体与工夫之辩——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开始重视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但对此问题的讨论大都缺乏系统。与此不同,王阳明把它们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以统摄其他范畴。拟从本体与工夫一致、工夫内涵及特征、工夫达于本体的过程三个方面讨论王阳明关于本体与工夫的主张,理出作为工夫的本体、作为本体的工夫,以及本体与工夫合一,同时也展现其思想逻辑的演进过程。

一体圆融,和合无碍——刘蕺山《人谱》工夫哲学探赜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工夫修养进路上都存有"二分"预设,或"格物穷理"、"涵养省察",或"致良知"、"知行合一",人的道德主体性、自觉能动性与道德实践的必然性、必要性未能从深根宁极处实现圆融统合。明末大儒刘蕺山所撰的《人谱》创构了"即～即～"哲学思维,打破了先儒工夫进路的"二分"预设。《人谱》中所开显的"即存养即省察,动静一几"、"即隐微即显发,中和一性"、"即知即改,知行一体"、"即本体即工夫,工夫与本体合一"的工夫哲学,绝非空言玄谈,而是落实于"主体自我"的道德践行,在人心"本心"的提挈下,达致人与自我的和合圆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先儒工夫论的弊病。

李二曲工夫论中“格物致知”与“慎独”的问题

工夫与本体问题是宋明儒学的显题,李二曲承袭阳明"合本体工夫而一"之说,强调二者的统一性,其"格物致知"说与"慎独"说都是基于"致良知"、"止于至善"的为学工夫,其"格物致知"同阳明一样是一种向内的意向性活动,通过对先验良知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穷理"的道德境界。他对"独"的理解更接近《中庸》的原意,其"慎独"的工夫论强调了实践与行动的重要性,对于晚明以来王学末流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

朱王工夫论的结构差异——兼谈朱陆之争

朱子和阳明的工夫论分别是理学和心学工夫论的代表。随着近年来学界对朱王工夫论研究的深入推进,从整体结构入手对朱王工夫论进行全面比较,就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必要。朱子不凭借本心,而诉诸知觉以穷理,又以居敬为穷理的保证,由格物致知而层层推及诚正修齐治平,其倡导的工夫是二元八目非本体工夫。阳明则围绕本心开展为善去恶工夫,并由有所着意进至无所着意,其倡导的工夫是一元两层本体工夫。因理学和心学无法为自身工夫路径提供唯一性的辩护,故双方难以避免地发生争论;因双方在主要凭借因素上存在分歧,故难以相互化约;因双方均能解决为善去恶问题,故难以分出胜负。

论阳明学中的“真诚恻怛”:思想渊源、工夫内涵及当代意义

在阳明学中,“真诚恻怛”是一个十分重要却未受足够重视的概念。这一概念由真切等词发展而来。真诚指刻意努力去除私欲之蔽(去恶)的工夫,及其达到的意识与本体一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本体主导意识而促使人为善。恻怛指的是发自本体的对他人不能自已的同感。两者结合,即是说刻意努力地诉诸恻怛之心以为善去恶,并进而保持恻怛之心自然发用以为善去恶的状态。阳明去世前几年之所以提出真诚恻怛并予以特别重视,就是因为这一概念充分满足了作为工夫指点语的要求,即它既包含了相对明确的目标指向(去恶与为善),又包含了明确的动力来源(成圣意志与本体)。真诚恻怛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阳明的工夫论,而且对当今个人与社会、权利与责任关系的处理也不无启发意义。

论中国古典美学的“醉”境理想与精神

"醉"孕育于先秦、发展于秦汉,秦汉以后逐步成为一种兼具工夫与本体的审美理想与精神境界。同时,它指向人生美学与艺术美学两个维度。人生美学之"醉"不仅是一种助人超越功名利禄、欲望追求的工夫,它还让人打破人与人、人与物的界限,从而达到齐生死、等万物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一种集真善美为一体的本体之境、存在之域。艺术美学之"醉"首先让人澄明心胸、超越功利,以一颗自然之心进行艺术创作与审美鉴赏,它还让艺术家冲破技法的束缚,将技法内化于无意识之中,获得"无法之法",最终在艺术创作中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醉"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理论遗产,它还彰显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与艺术精神。

如何从本体工夫论切入阳明心学美学研究

阳明心学美学蕴涵着传统中国乃至东方哲学美学的深层智慧,"本体—工夫—境界"是其内在的理论构架。本体工夫论是切入阳明心学美学研究的独特视角,传统与当代的统一、东方与西方的会通、本真与本心的辩证构成该研究的基本原则。具体研究内容则从四个方面切入:其一,从宏观的角度,历史和逻辑统一地考察阳明心学美学形成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背景;其二,从微观的角度,系统地分析阳明心本论美学的逻辑结构及其独特的审美本体与工夫论思想;其三,从比较的角度,深入地透视阳明心学美学及其本体工夫论思想与西方传统美学理路的不同;其四,从现实的角度,客观地分析阳明心学美学对构建当代中国美学的现实意义。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心学的多重向度及其理论意蕴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多重方面:在形而上之维,心学提出了"意之所在便是物",其中蕴含通过人自身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以形成意义世界的理论取向。这一进路既不同于对超验存在的思辨观照,也有别于对外在世界的抽象构造,其主要特点在于联系人自身的存在以理解现实世界。心学的视域不仅体现于心与物之关系,而且展开于本体与工夫之辩。一方面,本体从本然走向明觉,离不开后天的工夫,另一方面,工夫不能从无开始,其展开过程需要从内在根据出发,后者即表现为本体。和本体与工夫的讨论相联系的,是王阳明对"事"的注重。从总的方面看,王阳明对"事"的理解包含二重性:一方面,他表现出以心说"事"的趋向,另一方面,他又将"事"看作是人的现实活动,并以参与多样之"事"为成就自我的前提。王阳明所理解的自我,不同于封闭的存在,而是承担着社会责任并具有开放性,与之相关,王阳明提出了"万物一体"说,其中包含"仁道高于权利"以及人性平等的观念,后者构成了对正义作扩展性理解的前提。

中国哲学中的王阳明心学

王阳明的心学涉及“心与物”“心与理”“心与事”“致良知”以及“本体与工夫”等多重方面。在心物关系上,王阳明认为“意之所在便是物”,其含义不在于以人的意识或心体在时空中构造世界,而是通过心体的外化活动(心的意向性活动)来赋予相关对象以意义,并由此形成意义世界。在心与理的关系上,王阳明以“心即理”融合两者,由此,作为普遍法则和规范的理不再表现为独立于个体的外部存在,而个体意识也扬弃了本然的形态,获得了普遍的自觉形态。王阳明所注重的“心”同时又关联着“事”的展开过程。在心学中,“事”构成了理解物、把握道的前提,并在成就人的过程中呈现本源的意义。以事成人关乎以良知为内容的德性,良知本身则既包含理性的规范,又展开为“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并以恒定之志为内容。作为综合性的意识,良知与“本体”具有相通性,“致良知”则与后天的工夫一致。“良知”和“致良知”之辩,在心学中表现为本体与工夫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看,通过沟通“以工夫说本体”与“以本体说工夫”,王阳明肯定了本体和工夫之间的统一。

心学的理论走向与内在紧张

王阳明早年即以如何成圣为第一等事,晚年的四句教也没有脱离这一主题。本体作为根据仅仅为成圣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的实现以后天的工夫为其条件。相对于正统理学的本质主义立场,王阳明的心学确实展开了不同的哲学视野。然而,心学的思考一开始便呈现出二重品格:心所内含的个体性与理所表征的普遍本质、先天本体与后天的工夫如何定位,始终是一个理论的难题。从心学的历史演进看,以二重性为表现形式的内在紧张又引发了王门后学的分化。

“四方架构”与中晚明心学研究

"四方架构"为中晚明心学研究提供了相对完备的哲学诠释路径,在其"本体工夫"理论观瞻下,甘泉、阳明"天理""良知"之辩关乎儒学根本价值之拳守;以"境界工夫"为探讨视角,龙溪、近溪思想建构的比较研究,直系各自宗"性"主张。与此同时,"四方架构"容纳"境界论""宇宙论"等哲学基本问题,为中晚明阶段儒、释、道三教之判开发了新的探讨思路。然"四方架构"值得反思的面向则在于,其以价值论讲本体,极易造成儒学本体论多元局面的出现,且"四方架构"于理论创造者的研究可谓功莫大焉,但就针对思想习从者的探讨来看,又须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