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工资决定:因素、机制及完善对策研究

始于2004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管已推进多年,但收入分配领域的诸多难题仍未破解,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要制度安排与设计的《企业工资条例》也因多种原因迟迟未能出台。规范企业工资制度和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企业工资条例》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企业工资决定及工资增长问题。那么,工资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其决定机制如何?这不仅是工资理论研究层面所要关注和回答的问题,更是实践层面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梳理企业工资决定因素、明确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内涵及对我国现阶段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存在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应主要从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要素分配机制及政府规制机制四个方面进行的对策建议。

对区管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的分析研究

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是完善企业收入分配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对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对职工群众获得感提升,对企业收入分配机制科学合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对促进国企提高经济效益、调动广大职工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1月上海市印发了《关于本市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是对国有企业工资分配机制进行了新一轮调整,标志着既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又体现企业自身特点工资分配机制将逐步健全和完善。尤其作为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区管国有企业来讲,如何以工资决定机制改革为契机,推动区管国企新一轮薪酬制度改革,从而促进区管国企可健康持续发展,这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个尤为重要的课题。

现代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探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新论述,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是初次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全面回顾了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现代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最新变化、主要作用及尚需进一步解决的部分问题,对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提出有关建议。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决定

本文利用2006年北京地区1452名外来务工人员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决定迁移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资本在总体中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笔者发现了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家庭关系与老乡关系对于女性迁移劳动力的工资有显著影响。同时,我们还发现对西部地区的男性迁移劳动力而言,社会资本的积累能够带来收入的提高。

异质流动人口与工资决定——基于2006年北京市的微观数据

笔者利用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考查了在京流动人口工资水平及其决定因素。从就业类型(雇主、自营劳动者、雇员)角度,将流动人口分为非雇员、雇员两类,非雇员流动人口的工资决定方程存在比较显著的样本自选择性,但雇员的工资决定方程不存在明显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回归方程中,各变量与传统的实证结论基本相符。各类流动人口在工资决定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异质性。

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研究

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来看,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获得的工资仅为制度工资(生存工资),而制度工资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标准,其制定和调整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益博弈的均衡。深圳和龙岗最低工资制度的实践也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但其制定和调整更多的是迎合企业的偏好。解决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工资决定机制,在劳动者、企业以及政府利益一致性原则下通过新一轮的博弈实现利益均衡。

关于企业劳动定额与职工工资决定的调查与思考

劳动定额的合理确定是企业职工工资水平提高的关键。在当前劳动定额管理缺失的情况下,应通过"政府宏观管理、行业制定标准、企业参照执行、工会和职工民主参与和监督"的劳动定额管理体系的构建,逐步使劳动定额制定和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使企业职工工资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我国工资决定机制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别建立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1999—2008年的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区域差异进行研究。估计结果显示,动态模型和静态模型的解释变量在系数和有效检验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劳动生产率、利润率、国有经济垄断、工会力量和CPI等变量对平均工资变动的影响较强,而受教育水平、失业率和GDP增长率对平均工资变动没有影响。另外,估计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决定机制并没有显著差异。

农民工进入、城市规模异质性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基于面板数据的估计

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2013年的数据,估计不同城市规模条件下农民工城市进入对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的非线性影响。根据城市规模、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差异构建了一个包含农民工数量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平均工资的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揭示出农民工进入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工资的影响表现为先提高、再降低、再提高的规律,而对中小城市工资的影响则表现为先降低、再提高、再降低的规律。

企业规模、资本规模与工资决定——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大量证据表明,企业规模与工资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对于导致这种正向关系的原因莫衷一是。本文基于12个地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抽样数据,对企业规模-工资效应及导致其存在的原因进行了验证。我们在整体样本层面发现了企业规模-工资效应的存在,且验证了资本规模是导致该效应的原因。但是,分所有制和分地区的子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对于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并不成立。

论西方工资决定理论与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完善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为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因为其不完善的工资决定机制而导致了劳动力价格扭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和稳定发展。“民工荒”的出现就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因此完善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在借鉴西方传统工资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企业工资决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工资决定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并随着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的不断进展,对工资决定理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目前,基于研究视角、分析方法、侧重点等不同,涌现出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和分析模型,并通过大量实证分析予以验证,为政府施策、企业实践、个人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从指导企业工资决策实践出发,根据工资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形成了企业工资决定的理论和实证的分类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系统梳理了工资理论及其实证研究的演变发展和研究重点,以期对完善我国企业工资制度,尤其是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提供分析思路。

转型经济下不同所有制企业工资决定行为的实证比较

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转型中,政府在不断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工资管制,以期增强市场在其工资分配中的作用。时至今日,改革的成效如何?与自诞生起就较少受政府控制的非国有企业相比,两者在工资决定行为上有何差异?本文基于2000年国家统计局城镇家庭收支数据,运用明瑟工资函数所进行的实证比较发现,二者在对教育、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的回报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非国有企业,各种人力资本只有在提高实际生产率的前提下才获得回报,而在国企工资只僵化地奖励人力资本,而不论其是否提高了真实业绩。这说明国企对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仅源自于对工资政策的人为调整,而非企业面对劳动力市场竞争时的自发回应。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问题研究:基于工资决定机制的分析

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趋于下降是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劳动所得从根本上取决于工资决定机制,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现象可以从我国现阶段的工资决定机制中得到解释。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资双方地位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不合理、以及政府的政策偏差是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提高劳动所得比重的关键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改革企业分配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对当前的工资决定机制进行重构,从而使广大劳动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员工参与与工资决定——基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在湖北企业职工收入分配调查中所得到的数据,运用对应分析方法研究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职工工资决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尽管在政府推动下我国一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已开展起来了,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但由于多数企业员工参与不够,真正平等意义上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还没有形成,因此,目前企业工资并非是由企业与员工双方平等协商共同决定的。本文最后对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提出应大力加强企业民主制度的建设,加大工资集体协商等相关制度的建设,并通过发挥各级劳动关系的协调作用,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社会环境,以促进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机制的形成。

我国当前工资决定机制研究

工资机制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机制。一方面,工资机制要得以确立并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作保证,它是工资决定机制形成并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另一方面,健全的工资机制也是维护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行的有效机制,没有健全的工资机制,就不会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及工资决定的研究述评

农民工本身所具有的弱势特性使其在就业方面处于劣势。正规就业信息渠道的缺位使得依靠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来获取就业机会变得十分重要。本文将从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就业机会的获得、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工资决定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并对日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及差异变动

利用1991到2009年CHNS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工资决定及工资差异的变动。回归结果显示:在解释工资差异的因素中,性别工资差异在两部门持续存在并且非国有部门明显大于国有部门;教育与工作经验因素对工资的影响在2000年前后分别呈现出不同的优势区间;技能对工资差异有显著影响且在非国有部门表现更突出。部门内部工资差异效应显示,国有部门由于体制刚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产生一定抑制,非国有部门则由于效率导向扩大了东、中、西部区域间工资差距。从1991年到2009年,工资差异中可解释的特征差异比重上升,不可解释的系数差异比重下降。这证明在劳动力市场化进程中,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制度性工资差异趋于缩小,工资差异更多地来自人力资本差异等反映市场效率的因素。厘清国有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中效率与非效率因素的作用及程度,可为提高国有部门效率补偿机制以及缩小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提供参考依据。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决定的调查分析——以北京市建筑业为例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群体,基本身所具有的弱势性特征及该群体正规就业渠道使得社会资本在其获得工作机会方面起着不惑缺的作用。结合北京市建筑业农民工调研数据,利用改进的Mincer工资决定方程进行运量分析,可以探索社会资本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基于马克思工资决定理论剖析薪酬不公及其分选效应

针对中国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并存的问题,基于马克思的工资决定理论,从薪酬决定与企业利润、劳动力维持和延续、物价水平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等多个关系角度,分析了我国社会薪酬不公平问题及其所造成的分选效应。在此基础上,针对"求职难、招人难"现象,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旨在缩小薪酬差距,减轻社会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结构的和谐,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