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数量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GSS跨期数据的分析

在中国不断调整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利用CGSS跨期数据,全方位探讨子女数量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发现:总体上子女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女性工资收入下降7.4%,但对男性的工资收入影响不显著。从时间跨度看,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产生的影响不显著,但导致女性工资收入下降了6.5%—25.1%,这种差异化的影响无疑将导致性别工资收入差异的增大。从区域看,子女数量对男性工资收入的影响在三个地区均不显著,却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部地区女性的工资收入,这体现了市场化程度对性别工资差异的不同影响。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各分位点数上子女数量对女性工资收入的削减作用要显著高于男性,子女数量的增加对低收入女性的收入冲击要高于高收入女性。歧视仍然是导致性别工资差异的主因,给育龄女性以支持,消除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是缩小性别工资差异,同时提高生育率的关键所在。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教育—工作匹配与工资差异:基于搜寻匹配模型的理论推演

现有的对工资差异的经济学研究多集中于发展经济学范式,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扩展的背景下,多数文献都从高技能劳动力供给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来分析工资差异的长期演化。但仅仅从宏观层面上考虑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对工资差异的影响并不具有微观基础,没有考虑不同类型劳动力所从事工作的具体特征如何作用于劳动力的决策。因此,从传统的搜寻-匹配理论出发,以此来分析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如何影响工资差异演化的方向。与此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供给所决定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也被内嵌进去。研究发现,在随机匹配下的劳动力市场约束中,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存在一个阈值,当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低于此阈值时,工资差异的程度随着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而减小;当高于此阈值时,工资差异程度随着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而加剧。

改革进程中的国有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差异分布演变——基于分位数回归与反事实分位数分解的微观实证

中国改革进程中,国有部门与我国体制的先天亲和性,使得其与非国有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备受关注。以这种差异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为研究对象,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及反事实分位数分解,实证分析了我国不同改革阶段部门工资差异的异质性分布和来源问题。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国有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经历了从折价到溢价的演变,工资分布经历了从集中到分散的演变,改革早期国有部门工资过分集中的结构问题逐渐消解,各分位点上普遍存在的溢价在2009年后开始缓解并回落。分位分解发现,国有部门通过门槛提升形成的劳动者特征差异,在早期不是主要差异来源,但后期则逐渐占据了主导,表明国有部门通过进入壁垒,部分维持了工资差异。部门工资差异的变化带有很强的改革阶段性和政策相关性,研究为认识和化解部门工资差异问题提供了结构性的详细数据支持和相关启示。

中国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研究

本文对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性别工资差异研究的演进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工资差异的理论研究框架已经成型，但是对于分解出歧视中的非歧视因素的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方法上并不完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本文指出了确定惟一的分解基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地区工资差异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外资与工资差异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并采用1994～2003年基于地区层面(我国28个省市)的相关数据对外资与我国工资差异的关系进行研究。对地区内工资差异的分析说明,在发达的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地区,这种影响未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特征,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工资差异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使用面板数据变截距模型对外资开放度与地区间工资差异的检验结果表明,外资开放度的确是不同地区间工资差异的影响因素,随着地区外资水平的增加,外资对地区工资差距的影响会逐渐增强。我们认为,外资引致工资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外资地区分布和产业分布不均所导致。因此,我国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主动引导外资的地区流向和产业流向,有助于缩小外资引致的地区工资差异。

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变化研究——来自面板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的证据

本文运用2期面板数据对性别工资差异进行了分解研究。研究表明,从截面的角度来看,2009年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状况明显好于2006年;从动态的角度来看,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消除不可观测的性别异质性后再进行分解,不同性别劳动力工资变化的差异,几乎完全由个体特征的变化来解释,而非歧视。

我国行业间工资差异的测度与分解

文章使用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通过计算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等指标,验证并测度了行业收入差距;根据垄断特征对行业进行聚类,并分别估计了垄断和非垄断行业的工资收入方程,测度个人特征对工资收入的不同贡献;用logistic回归比较分析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劳动者的失业风险,指出垄断行业中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要高于非垄断行业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根据Oaxaca-Blinder的方法,对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收入的条件均值差距进行分解,其中两者收入差距的48.37%可由个体特征上的差异得到解释,另外51.63%不可以解释,说明行业歧视的存在,而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垄断性分割是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关键。

职业分割及其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2002年中国城镇调查队数据

文章采用2002年城调队的数据,分析表明城镇居民的性别工资差异约为31%。采用Brown分解方法,该方法考虑了职业分割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表明,性别工资差异不可解释的部分高达72%,其中职业内不可解释的部分占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通常将不可解释的部分归为歧视作用;剩余28%的差异是由自身特征差异引起的。这表明要有效缩小性别工资差异,不仅要采取措施提高妇女人力资本存量,而且还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消除市场歧视,保障和提高妇女的就业地位。

中国工业企业的工资差异研究--检验市场分割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

本文运用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的工业企业数据,对于全部规模以上的企业工资差异分别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进行了度量和分解。结果发现,在不同行业、地区与所有制对劳动市场进行分割的影响下,将会产生大约20%—30%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引致的工资差异。对工资决定的函数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个人人力资本特征对工资的影响程度并不太大,而外部市场和制度特征以及企业特征对工资具有较强的影响。对高工资地区的工资差异采用泰尔指数的分解结果显示,存在两种高工资的类型。一种是工资越高,收入差距也越大,尤其是显示流动壁垒的组间差异越高;另一种是较高的工资伴随着较低的收入差距,表现为最低的组间差异。两种类型表明了两种决定工资的机制,前者来源于行政垄断,而后者来源于市场化机制。在这样的市场化基础上,效率和公平得到了兼容和统一。

性别工资差异缘何扩大?——基于职业分割的分析视角

基于职业分割的视角,本文建立了中国城镇居民的就业方程和工资方程,提出工资差异变动分解方法,并依据中国城镇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异变动进行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5年至2002年间,性别工资差异呈扩大趋势;性别工资差异的扩大完全是由性别歧视的加剧造成的;性别歧视的加剧不仅体现在职业内部针对女性工资歧视的加剧,而且体现在针对女性职业分割的就业歧视的加剧。因此,政府设计和实施公平的就业制度和工资分配制度,将有助于抑制性别工资差异的持续扩大。

垂直FDI、区位选择与工资差异

跨国公司雇佣东道国的劳动力,会直接影响东道国的工资;使用母国的中间产品,会间接影响母国的工资。本文构建了一个垂直FDI理论模型,模型的推导及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垂直FDI更容易发生在劳动成本差异大、运输成本低的国家之间。垂直FDI的增加是否会扩大母国与东道国的工资差距,取决于两国的劳动供给弹性、中间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以及中间产品投入的比重。中国利用FDI的事实,为本文模型的一些结论和命题提供了证据。

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浙江省城镇就业人员的微观调查数据,在考虑了部门选择的内生性后,利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间的工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未考虑部门选择的内生性会低估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间的工资差异。同时,我们还发现公共部门的工资显著高于非公共部门,在各个分位数上,超出的比例大致分布在30.1%至10.7%之间。但随着分位数的提高,两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呈现递减的趋势。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教育质量、户籍歧视与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基于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方法

农民工是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参与主体,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农民工所获得的报酬与其付出的努力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工资水平与城镇工存在较大差距。中国长期实行的"城市偏向"政策使得城镇和农村教育质量存在明显差异,教育质量的差异形成了不同质的人力资本,进而导致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后的工资水平的差异。已有研究大多是基于工资差异均值层面的分析,分位数分解方法可以解析出工资差异随工资分布变化的情况,能够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层的信息。因此,文章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方法,考虑教育质量因素,实证分析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异。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教育质量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工资有显著影响,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户籍歧视最小。进一步的分位数分解发现,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在不同工资分布位置上存在不对称现象,随着工资分布由低分位数向高分位数上升,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但高分位数的工资差异高于低分位数,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主要是由个人特征差异造成的,但户籍歧视也是存在的。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加快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进程,营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同时大力发展适宜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多种渠道努力改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

双重分割视角下城市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异比较分析——基于2013年八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本文从户籍分割和地域分割视角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进行划分,尝试分层次对农民工、外来工人和本地工人三群体工资差异做比较研究。基于2013年八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RIF回归及分解方法,得出以下结论:(1)忽略地域因素,对外来工人而言,会高估职业而低估培训、行业对其工资影响;忽略户籍因素,对农民工而言,会高估垄断行业而低估教育、好职业对其工资的影响。(2)回归结果显示,技能培训对农民工群体各工资分位点影响显著;教育年限对三类群体影响存在差异。(3)分解结果显示,工资总体差异主要由工资差异中的不合理部分构成,这种趋势在高分位点处更为明显,其他统计量分解结果也支持以上结论。高低分位点工资差异的拉大是造成整体工资差异拉大主要原因。

健康人力资本与性别工资差异

现有对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教育、经验等人力资本对工资的影响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健康人力资本的作用。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将健康人力资本引入工资决定模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健康人力资本对工资的影响以及性别工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健康人力资本是影响我国居民工资收入的重要因素;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工资差异,女性工资显著低于男性;利用Oaxaca-Cotton的分解方法发现性别工资差异中大约只有20%可以被个体特征合理解释,余下的部分被认为是对女性的歧视和没能观测到的因素所致。健康人力资本对工资的边际贡献在性别之间的差异是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来源。

行业选择与工资差异——来自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全国2008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抽样调查数据,分析高、低收入行业的就业选择与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并测算行业工资差异的大小及构成。结果发现,男性、211院校毕业或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更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工作,能力对行业选择与工资收入影响显著;行业工资差异高达41%,其中超过80%的差异归因于行业分割,余下差异中地区因素占主导地位;去除垄断性行业能够降低高、低收入行业工资差异与分割比重,并提升能力解释力。

城市外来人口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分解法对本地市民、农民工和外来市民三个群体的工资收入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在不同分位数上,三个群体之间的个体工资收入存在一定的差异。(2)个人禀赋和就业环境等影响因素在不同群体的不同收入层次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3)不同群体的工资差异是由个体特征差异和制度性歧视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在大部分分位数上制度性歧视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特征差异。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及其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通过对刘易斯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的假设进行修正,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新概念和假设,并根据"广东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多段分层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但其特征既不同于刘易斯对劳动力同质的假设,也不同于市场分割学派对于教育和培训仅仅是劳动力信号作用而无助于人力资本提高;教育和经验影响劳动的供给弹性和供求关系。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缺乏供给弹性-无限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其中,"无限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符合"生存工资假说";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存在较大的差别,包括教育和有工作经验在内的人力资本对"缺乏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贡献较大,性别歧视在该市场较为明显。

吉林省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工资差异

针对吉林省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男性和女性劳动力的行业分布和工资水平差异,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对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解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吉林省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工资差异,行业内部性别工资歧视是造成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性别行业分割是造成性别工资差异的次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