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部局乐队广播音乐活动研究(1925—1945)

1925年3月,美商上海开洛电台首次转播上海市政厅音乐会,开启了上海工部局乐队与广播媒介合作的历史。此后,乐队广播音乐活动经历了三个阶段:1920年代时断时续的“电台转播”阶段;1930年代为大东电台量身定制“广播音乐会”阶段;1940年代数量稀少的广播音乐活动阶段。上海工部局乐队广播音乐的历史并不连贯,其活跃程度呈现出“橄榄形”。该文以广播视角分析了乐队活动。

《上海工部局乐队史》写作三题:“音乐上海学”的阐释、建构与隐喻

文章就《上海工部局乐队史》一书的写作讨论了三个议题:其一,音乐上海学:工部局乐队史的多元阐释;其二,资料与写作:碎片化的历史建构;其三,语境与意义:帝国流散、都市空间与文化政治。继而提出对于"音乐上海学"的构建与述求。

从捕房乐队到职业管弦乐队——略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历史沿革

上海工部局乐队是目前所知,由西方人在中国创立的最早的职业西式管弦乐队,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工部局乐队从1879年草创公共乐队至1945年由中国政府接管,66年里,从一个小型的业余管乐队发展成为职业的双管甚至三管编制的交响乐团,为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交响乐团的创建起到了样板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上海工部局乐队

本文以太平洋战争前后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为研究对象,以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档案室所藏节目单资料为主要史料,考察其在被日本人改组之前最后一个乐季(1941.10~1942.5)的音乐会曲目情况,讨论了在战争强权背景下乐队的去留问题以及梅百器对日本人邀其继续担任乐队指挥的暧昧态度。

工部局乐队及其对上海的影响

工部局乐队诞生于上海公共租界,历经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变迁,最终为中国人所继承,如今作为"上海交响乐团"而衍生发展着。一个跨越了三个世纪,并且乐师从外国人转变为本国人,但仍然得以续存下来的交响乐队,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它对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梅·帕器与上海工部局乐队

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是草创于1879年的上海工部局管乐队,后来扩大为管弦乐队,到今年已经成立一百二十五周年。但在成立后的四十年中,陈容不强,名声不响。直到1920年起由梅·帕器接任指挥,招兵买马、加强阵容,才逐步赢得“远东第一”交响乐队的美誉。

从都市音乐文化活动管窥“西乐东渐”历程的经典案例——评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

王艳莉《上海工部局乐队研究》一书,全面介绍了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发展历程,论述了乐队的管理机构、艺术成就、经营状态等几项专题,对乐队运用现代化传媒手段进行宣传的史实以及乐队与中国音乐家的关系等特色内容具体展开,同时多采用清晰的图表形式使数据一目了然。该书内容全面,史料充分,是通过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个案来反映"西乐东渐"历程的一部典范之作。

上海工部局乐队管理机构初探

上海工部局乐队,是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的西式管弦乐队之一。其形成与演变,历经六十余年,乐队在职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得益于不同时期乐队的发展理念,更依赖于官方组织机构的大力扶持和适时导向。工部局董事会与乐队委员会,作为工部局乐队的管理机构,各自行使不同的职能保障了乐队的良好运营。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电子媒介的音乐传播功能初探——以传播媒介与上海工部局乐队关系为例

人们常将大众媒介分为印刷媒介(Print media)和电子媒介(electronic media)两种。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电子媒介尚属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新兴产业,其主要包括广播、电影和唱片业。上海工部局乐队作为"远东第一"交响乐团,充分运用电子媒介的音乐传播功能,逐渐打开中国文化市场,为国人提供了更多了解交响乐信息的渠道。

20世纪上半叶西式管弦乐团与中国音乐家关系之探究——以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为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管弦乐队当属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该乐队是由西人在中国创立的最早的职业西式管弦乐队之一,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工部局乐队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尤其与中国音乐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往。在这个过程中,工部局乐队不仅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且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功夫在诗外”——由汤亚汀《帝国飞散变奏曲:上海工部局乐队史(1879～1949)》所想到的

汤亚汀将自己的专著定位于对"城市流散地"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对工部局乐队本身的研究。他引用了当事人的回忆,同时也融入了多学科的视角,挖掘出了新的、多语种的史料,并进行了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诠释。

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创建初期的五位指挥(下)

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即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焦点话题。但中外学界所聚焦的大多是梅百器(Mario Paci)1919年接手后的工部局公共乐队,对梅氏的几位前任及其事工却大都语焉不详。本文将视野投向工部局公共乐队草创时期的五位指挥,意在考察清末民初西洋专业乐人在沪的经历,重构晚清上海西洋音乐图景。

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创建初期的五位指挥(上)

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上海工部局公共乐队就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焦点话题。但中外学界所聚焦的大多是梅百器(MarioPaci)1919年接手后的工部局公共乐队,对梅氏的几位前任及其事工却大都语焉不详。本文将视野投向工部局公共乐队草创时期的五位指挥,意在考察清末民初西洋专业乐人在沪的经历,重构晚清上海西洋音乐图景。

曾经的辉煌:一部有价值的寓沪俄罗斯流亡音乐家活动的专著

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在2020年9月出版的《俄罗斯离散人口的社群关系网络:战时上海的俄罗斯音乐家及其音乐活动》(Networking the Russian Diaspora:Russian Musicians and Musical Activities in Interwar Shanghai),该书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落到上海的俄国音乐家为焦点,利用中、俄、英等多种语言档案、报刊资料、音乐会节目单及近期国内外有关研究,详述了战时俄罗斯流亡音乐家在上海的音乐活动,及其对上海音乐生活的影响。该书详细地展示了这些流亡音乐家为自己的社团所做的工作,揭示了他们如何利用音乐与其他国际侨民社团及上海华人社团建立关系网络,凸显了寓沪俄罗斯流亡音乐家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不可磨灭的重大及深远的影响。

国内早期专业乐队的建立对我国单簧管发展的影响

单簧管17世纪中叶便随访华使团来到中国,在这200多年的岁月中从宫廷御用到如今的国民乐器。1840年以后西式管弦乐队的建立成为单簧管在中国最初传播途径之一,早期专业乐队的建立对单簧管的专业发展有何影响,期间的发展道路是怎样;是制约还是促进了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道路。

“音乐季”于近代中国发轫的历史述评

"音乐季"在中国是个舶来品,它为交响乐团纳入职业化轨道、实现管理程序化、促进艺术进入市场及市场国际化提供了必要条件,是体现一个交响乐团职业化进程的关键环节。中国人自己组建的交响乐团实施音乐季是很晚近的事情,然追溯音乐季于中国的发轫却是在20世纪初叶,其首先由"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引进,并通过多样化作品、专业化演出场所、职业化管理逐渐在近代中国呈现出这一新型的音乐模式,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管弦乐团乃至今天的交响乐团的职业化进程提供了参照。

20世纪上半叶上海公共娱乐空间研究——以租界的公园、剧院为中心

1920年代末起,上海租界的公园、剧院等娱乐场所为居住在上海的公众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休闲的空间。享有"远东第一"美誉的上海工部局乐队,借助这些娱乐空间举办了各种形式的音乐会,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传播西方音乐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原本服务于外侨的娱乐空间逐渐向中国社群开放,真正实现公众娱乐的功能。租界的公园、剧院呈现中西方音乐作品,展示中西方音乐家风貌,这为中西方音乐文化互视、交流提供了空间和平台。

张若谷《申报》交响乐演出报道研究(1925—1928)

张若谷从1925年5月19日至1928年3月28日间在《申报》上发表关于"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市政厅交响乐会"的系列报道,共计45场音乐会,54篇报道,涉及作曲家72位,演出作品225部。虽然直至1930年工部局乐队音乐会才向中国观众开放,但早在1923年即有中国观众出现在乐队的室内演出中,1925年,刚刚20岁大学毕业的张若谷就有机会进入市政厅观看交响音乐会,并且为宣传西洋音乐,鼓励更多的人去听交响音乐会,而在《申报》撰写工部局乐队演出的文章,开创了中文报纸交响乐系列报道之先河。

西洋音乐传播与近代上海城市声音景观的变迁

西洋音乐从上海开埠之初外侨自娱自乐式的音乐活动,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而逐渐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工部局乐队在将其音乐会打造成租界地区公共文化产品后,西洋音乐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的标志性声音景观。在这一过程中,工部局乐队的成立和租界当局向华人开放专为外侨服务的公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无线电、电影院、舞厅和咖啡馆等新式媒介也加速了西洋音乐在上海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播,并使之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的基调声音。西洋音乐的传播及其对近代上海城市声音景观的形塑,透视出在近代上海租界地区的殖民特性的基底下,近代民族主义和国际政局对城市文化演变走向的影响。本文利用大量档案、报刊、地图等历史文献资料,复原了开埠以后至1949年间西洋音乐在上海传播的时空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西洋音乐对近代上海城市声音景观演变的影响。

战时上海租界音乐活动新探(1937—1941)

本文以战时上海(1937.11—1941.12)为时间段,以租界代表性的几个音乐团体为研究对象,将其呈现的不同音乐状态作为"孤岛时期"的研究个案,考察这些音乐事项面对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市场压力,分别采用何种策略、产生了何种效果,对战时上海的城市音乐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重新思考战争和娱乐的关系,并试图对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研究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