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视域下的《左传》成书时间新论

对于《左传》成书的时间,当代学者往往根据《左传》载录的预言加以判定,即通过预言的应验与否来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下限。“预言解证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此得出的时间段也让人难以信服,而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所呈现的宏观文化语境显示,《左传》的成书年代可以根据史料的来源、诸子的引用加以判断。经过文本辨析可知,孟子的春秋史叙事并非来源于《左传》,而是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短章型春秋史文本,《左传》的编纂应在孟子之后。根据出土简帛文献、荀子、韩非以及其他文本对春秋史事的引用可知,《左传》的成书年代处于孟荀之间。

《左传》“凤兆”原义及凤凰文化的生成与歧变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懿氏欲嫁女于避难至齐国的陈公子田完,懿氏之妻卜得繇辞“凤皇于飞,和鸣锵锵”,即所谓“凤兆”。杜预、孔颖达以凤凰别为雄雌为逻辑起点来解读“凤兆”,逻辑前后不一。考察《左传》叙述“凤占”的文本语境,并参酌《诗经》《山海经》等先秦文献所载凤凰的内涵及南北朝时期庾信等的“凤凰于飞”事典用例可知,《左传》“凤兆”是以凤凰与众鸟和鸣喻田氏赢得政治声誉并预示其将代齐有国;不过,唐代“凤凰于飞”用例的内涵发生转变,往往喻夫妻和谐。“凤兆”源于周初开始流行的以天命观为内核的凤凰崇拜。商末周初,风神崇拜中视风神为上帝使者的观念嫁接给凤凰,凤凰被塑形为传达周代商而立之天命的帝使,从此成为“王者之嘉瑞”,预示明王、盛世的出现,并深刻影响历代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汉代以来,凤凰别为雄雌并喻恋人或夫妻的观念后来居上并深入人心。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故事强化了凤凰文化的婚恋寓意;孤鸾舞镜故事介入凤凰文化,使鸾与凤分工,唐代表现婚恋的美满偏爱使用凤,表现女性的孤寂偏爱使用鸾。凤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也是解读“凤兆”的文化语境。

全面展现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的整体成就

《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将268部著作分类系年,勾勒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起点、学术方法的确立、学术范式的建立、学术与政治的纠葛、精英文化与下层通俗文化的沟通交流等多个面相,全面展现了清代《春秋左传》学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清代学者受制于王权,经史考辨虽精,但难以在义理上有所建树,也难有超出时代的史论、史识,但在文章学上,清人对于行文贯通、不平的要求,以及对文章诵读的领会,对现今《左传》文章学研究大有助益。

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左传》转折复句构式的轶出预期类型及其激活机制

《左传》中的转折复句构式有无标记图式、句间标图式、从句标图式和框架匹配图式四种图式,表现为三种轶出预期类型:否定预设类、句内对比预设类、句外对比预设类。出现频率越高的图式,其轶出预期类型越丰富。激活发话者或受话者心中轶出预期概念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单一句法成分构件激活句法语义范畴产生轶出预期语义;二是通过成对句法成分构件激活主观倾向产生轶出预期语义;三是通过关联标记构件激活背景语境产生轶出预期语义。用概念整合的方法可以勾勒出激活句法语义范畴、主观倾向和背景语境产生轶出预期语义的概念整合网络。

《左传》在欧美的译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之所以与儒家“四书五经”之《春秋》相关联,乃因为《左传》是以《春秋》为历史底本,并通过《春秋》提供的纲目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所以《春秋》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可谓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释义新解三则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参诸《史记·鲁世家》所载,“女公子”的“女”应属上读,全句当断读为“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讲”或通假为“觏”,意为公子偶遇梁氏之女,遂注目欣赏她。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孙苏”的“叛”似不应为“背叛”之义;或可假借为“反”,表返回之义,意为王使王孙苏返回成周。襄公三十年“视躁而足高”的“躁”或可通假作“傲”,意为儋括眼神傲慢、抬脚过高,此为人有异志之状。

论巫、瞽史口述与《左传》的诗性特征

巫、瞽史一体的职官传统,使“史”与“诗”在三代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巫、瞽史口述的历史是《左传》的早期史料来源;巫、瞽史口述的方法为《左传》所继承,并发展成一种“史有诗笔”的表现方法;巫、瞽史独立的、批判性的话语权力,构成了贯穿于《左传》中的史诗精神,具体表现为天命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统一。对巫、瞽史口述与《左传》诗性特征的关系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从诗学的角度解读周代经典文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空间叙事学理论视域下《左传》的书写表达研究

在史学叙事中,空间维度书写表达占据重要地位,作者需基于空间维度巧妙布局与构思,记叙历史真实事件,达到史学书写目的。《左传》作为经典史学作品,具有丰富的空间叙事特色,作者在特定空间延展记叙春秋时期历史事件,赋予空间叙事意义,活用多元书写表达形成鲜明的空间叙事特色。文章重点围绕叙事空间展开机制、空间叙事手法、书写表达结构意义、书写表达特点四个维度,针对空间叙事学理论视域下《左传》的书写表达进行研究。

《左传》所引《诗经》的音乐形式、结构与组合考

《左传》所引《诗经》是“歌诗”“诵诗”“赋诗”,均可归为声乐的诗乐形式。“歌诗”重在歌唱,多作礼制仪式用乐,由乐工表演,歌唱时有瑟作伴奏。“诵诗”与“赋诗”重在“吟咏”。这些乐诗涉及《诗经》中的《风》《雅》《颂》,而以《风》《雅》诗篇为主。从其唱词分析,《风》《雅》乐诗歌曲结构趋同,显示出俗乐对诗乐结构的影响。结合各类乐诗的组合使用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礼乐用《诗》的等级规制已被打破,呈现出礼乐发展的衰迟之势。

真德秀《文章正宗》与《左传》评点学史

在《左传》评点学史上,受《四库全书总目》等代表观点的影响,真德秀《文章正宗》作为第一部《左传》评点著作的价值一直被遮蔽。通过系统梳理真德秀《文章正宗》与南宋、明代、清代《左传》评点学史的关系,厘清真德秀与朱熹、吕祖谦、汤汉、唐顺之、归有光、刘祜、李廷机、方苞、林云铭、林纾、吴曾祺等在《左传》评点上的渊源,比较《文章正宗》与《文章指南》《文章正论》《古文渊鉴》等关于《左传》评点之异同,以及展现闽学派在《左传》评点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可以进一步认识真德秀《文章正宗》在《左传》评点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左传》人物繁称的褒贬与缘情

《左传》对人物称谓的记载较为复杂,以名称、以字称、以谥号称、以封地称,章学诚称之“繁称”。《左传》繁称分两种情况:一是《左传》作者以称谓褒贬的史家书法为治史理想,关注到《春秋》称谓的细微变化,在《传》文中贴附上“寓诸褒贬”的史家书法观念;二是《左传》自身叙事在称谓上并未广泛实施史家书法,正如刘知几所言,“缘情而作”,根据其时民间的习惯称谓而作的直接记录。

论《左传》中黄河的文化意蕴

黄河文化历史悠久,《左传》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历史著作,不乏对黄河的笔墨书写,蕴含着先秦时代人们对黄河的态度和思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左传》中记载了不少投玉祭河以求福佑的行为,展现了黄河祭祀文化。其二,黄河被赋予了见证国家以及个人履行盟约的监察判官的职能。最后,黄河在战乱环境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既是保卫国家的天险,也是问鼎中原的勋章。由此可见,黄河从自然事物变成文化的一部分。

浅析《左传》文选中的词类活用现象

在汉语中,词类活用是一种非常活跃且常见的语言现象。《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它的词类活用特别丰富,是研究词类活用现象最佳载体之一。研究王力对词类活用分类的观点可以发现,名词、动词、形容词活用活跃,普遍存在于先秦文学中。名词用如动词的现象非常多,使动用法紧接其次,但是名词的使动用法比动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要少得多,特别是动词作状语现象非常少见。

国图藏《春秋左传注疏》印章拾遗

国家图书馆藏有南宋刘叔刚所刻《春秋左传注疏》,此书残存29卷,书中印章累累,递藏有绪。从钤印可知,此书由宋入明至清传于今。其中“史氏家传翰院收藏书画图章”“皇次子章”“养正书屋珍藏”“皇二子”四印,或有讲述不清,时有混淆者,故于此拾遗补缺,使之复明。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左传》“其无晋乎”补证

《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将下军,并为之城曲沃,士遂预言太子将不立,且曰:“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堂刊本)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77页)其中“其无晋乎”的释义仍有争议。

《左传》“以枚数阖”“识其枚数”发覆——兼论“枚”“板”“杖”的讹混

故训对《左传·襄公十八年》“以枚数阖”、《襄公二十一年》“识其枚数”的解读莫衷一是,既涉及对《传》文的理解,也牵涉到对杜注的理解和评价。实际上,《传》文两处“枚”字均为“板”字之讹,还涉及与“杖”的讹混,杜注训为“马檛”的“枚”字当为“杖”字之讹。以“板”字来理解两处《传》文,要比前人的解释更加圆融。

林云铭《古文析义》与清前期《左传》评点

《古文观止》中《左传》选文及评点建立在《古文析义》基础上,《左传》评点里程碑之作《左绣》也从人物评点、辞令评点、文法评点等方面继承《古文析义》。综观清前期《左传》评点,《读书堂古文晨书》《正谊堂古文汇编》《古文析观详解》等都可见对《古文析义》的借鉴,其时众多坊刻本也反映出对林云铭《左传》评点的广泛引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可谓清前期《左传》评点奠基之作。

《左传》所见春秋时代谥迹不一考析

谥号本是对人一生行迹定评式的总结,但《左传》中许多人物的事迹与其谥号的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即谥迹不一。谥迹不一绝不是偶然而成的巧合和误差:若同一谥号,个别人物谥迹不一,则是《左传》作者有意“以恶书反美谥”,其中蕴含了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礼乐观念;若同一谥号,所有人物都谥迹不一,则是春秋时期的谥解与现行《谥法解》出现了偏差,主要体现在“懿”“昭”“声”三者之上。其中“懿”字在西周早期时的书写形态与张口饮酒相关联,进而证明“懿”在谥法尚未规范时,或有直情任性、纵欲享乐的引申含义,春秋时则通过谥字的特殊形式部分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