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残卷本《春秋左传正义》的学术价值

敦煌文献P.3634+P.3635《春秋正义》为现存最早的《左传》单疏抄本。由于其抄写时间与孔颖达《春秋正义》的成书时代非常接近,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保存了书本的原貌,通过与它本的比勘可纠正传世《左传》文献及前人校勘之失,在版本学、校勘学方面非常有价值。此外,敦煌残卷本《左传》还保留了当时敦煌地区流行使用的大量俗字,对于文字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左传正义》考校

中华书局影印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是文史研究者常备的重要文献,其中的《春秋左传正义》更是研究相关文化史实的必备之书。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中华书局影印之阮刻本为底本,出版了《十三经注疏》的标点本,并以简繁两种字体先后于1999年和2000年印行,为研习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其中的《春秋左传正义》存在诸多不当之处,现予以考校以资研习者参考。

论《春秋左传正义》对《史记》的引证

《春秋左传正义》的编订者多次引用《史记》作解,且总带着怀疑的眼光考察《史记》记史的真实性,对《史记》的引用呈现出四种情况,其中批判《史记》的错谬性占了很大比例。这些对《史记》的批判既有其合理性价值,又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无论是肯定《史记》所记,还是批判《史记》之说,抑或是对《史记》之辨保持中立态度,都体现了《春秋左传正义》的编订者的尊"史"观念,求"史"之真的态度和坚持杜注的原则的融合。

论《春秋左传正义》释词的两个维度

《春秋左传正义》在释词上呈现出两个维度:其一是以词语的构成情况、使用规律为背景进行释解的语言维度;其二是以词语的古今使用情况作为释解的方向,对词语作历时态观照的历史维度。通过这两个维度,《春秋左传正义》完成了语言阐释的基本工作。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的成书、诠释及思想探析

《春秋左传正义》作为唐人义疏集大成者,统一了经学文本,在注疏形式上独尊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在内容上则兼纳汉人注疏和南北学义疏,对《公羊传》与《穀梁传》也采撷可取。同时,《春秋左传正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为稳定社会秩序打下了思想根基,亦对后世经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春秋左传正义》起止文所据底本不一现象考论

在孔颖达编撰的《五经正义》中,存有大量校文,其中《春秋左传正义》含有41条校文。通过比对这些校文信息,笔者发现《春秋左传正义》的起止文用字出现了时而与正义本相合,时而与定本相合,甚至还有与正义本、定本均不相合的情况。这一正义起止文所据底本不一的怪异现象,在孔颖达编撰之初是不可能出现的,通过考察《五经正义》的编修、刊刻以及流传过程,笔者认为此现象乃是因北宋初年孔维等校勘《五经正义》时对起止文做出改动所致。

《左传正义》主杜预不主贾服议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之以杜注为本,不取贾服者,究其根本,乃贾服杂取《公》《榖》说经,正杜氏所谓"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榖梁》,适足自乱"者也。六朝春秋学《公》《榖》尤盛,唐初《五经正义》《春秋》以《左氏》为正,自不容贾服自乱阵脚。杜注训诂多本贾服,地理多本马京,更能"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即采《公》《榖》,亦能合于《左氏》义例,正足固植左传。

《左传正义》的校勘方法及其学术价值

《左传正义》作为唐代官修义疏之一,其诠释学或史学价值受学界重视,但其校勘方法、特点及在校勘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则较少受到关注。孔颖达等初唐学者运用义理、考证、本证、引证、两存等方法深入剖析经注文献异文细节,体现出择善、征实的特点,集魏晋以来,特别是南北朝以来校勘经验之大成,在校勘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开拓创新的重要价值。

《春秋左传正义》校读小札

中华书局本《春秋左传正义》后附阮元《校勘记》，与较早的单行本的阮元《左传校勘记》有相当大的出入，存在删减、增改等大量异文。通过对二者细致的比对、分析，对《左传校勘记》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以期对《左传》研究提供更有意义的参考依据。

《春秋左传正义》中的训诂术语“貌”与“状”

“貌”与“状”是两个不同的术语，二者在训释对象、运用形式和使用功能上都有区别。“貌”的训释对象主要是单音节或双音节词，“状”的训释对象可以是词，但主要是语句或语段；“貌”的训释语句比较简洁，附加成分少，“状”的训释语句比较复杂，通常都会构成完整的主谓结构的句子；“貌”的主要使用功能是“揭示状态词的本质”，其中主要是“揭示状态形容词的本质”，“状”的主要使用功能是“揭示描写句的实质”和“揭示行为句的内在原因”。

论《春秋左传正义》的价值及缺陷

《春秋左传正义》为《五经正义》之一,在《左传》注疏学与唐代经学发展上都有重要价值。从经学意义上说,它兼收并蓄,打破了今古文门派之争,统一了南北之学。从文献学意义上说,它保存了大量的前贤旧注材料。人们可以通过它的记载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发展状况。不过,它也存在偏主一家,乾没旧疏以为己说以及释解错误方面的缺陷。因为种种原因,它在唐代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地位很高,另一方面少有问津,这与当时科举考试的情况是分不开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春秋左传正义》标点献疑

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了由《十三经注疏》整理工作委员会主持点校的《春秋左传正义》,是第一部,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标点本。其书采取简体横排的方式,既有利于经典文本的普及,也为专业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虽其开创之功,筚路蓝缕,绝不可没,但或因工作量太大,编纂时间仓促等原因,其中尚多疏漏,如断句错误、繁体简化失当、段落厘分不清。

略谈篇章修辞的训诂——兼析《春秋左传正义》注解用语“覆”

古代文献中关于修辞现象的训诂材料由揭示字词句的特殊表达方式延及篇章结构。篇章修辞的训诂关注点主要在于与主题相应的谋篇布局、前后衔接、文脉连贯等问题。本文选择《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疏中多次出现的注解用语"覆"考察其对篇章修辞的解释功能。诸多例证显示,"覆"的主要功能为提示上下文句之间的语义衔接、照应关系,有助于更清晰地呈现篇章延续、拓展的线索。篇章语言学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它有助于我们在探讨篇章修辞的训诂时形成全面系统地考察文本及训诂材料的观念,从篇章层面增添了观察研究的视角,以进一步发掘汉语训诂实践中潜在的篇章分析方法。

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版刻辨析

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是目前所知《左传》最早的注疏合刻本,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因其传世仅一部孤本,关于此本的原版、补版情况及刻工分期,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而原版、补版的辨析,及补版叶文字质量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此本校勘价值的认定,也有助于我们在经籍校勘中对异文进行是非判断。本文结合今存他经八行本的版刻信息,辨析了宋刻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中原版与补版的版叶特征及刻工分期,重点考察了补版版叶的文本质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的补版版叶,特别是宋代补版版叶,多见明显讹误,其文字质量与原版文字质量有明显差距。在利用此本校勘时,应当充分考虑补版因素。出自补版与出自原版的异文,其效力有所不同,在异文的是非判断中尤当留意。

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與八行本《春秋左傳正義》

八行本《春秋左傳正義》是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的重要校本,本文通過《校勘記》與國圖藏八行本《春秋左傳正義》、臺北“國家圖書館”藏過録段玉裁校本《春秋左傳注疏》的比較研究,考察《校勘記》對八行本《春秋左傳正義》的利用情形,探討《校勘記》八行本與國圖藏八行本之間的關係,並分析其未出校、誤出校之成因。

基于注疏注音信息的词性自动校正

为了提高先秦文献词性标注的精确率,提出一种利用注疏文献的注音信息来进一步校正词性标注结果的方法。《春秋左传正义》中对破读字音有注释,且有较为规范的注音体例,在标注了《广韵》中多音字词性的基础上,通过比对注音,确定《左传》中某多音字的读音,进而确定词性。实验一共检查了词性标注精确率达90%的《左传》中1231个含多音字的句子,涉及到单音节词词型423个,正确校正了41个词型共92处错误。对古籍校勘及古籍信息处理有较高价值。

《管锥编》史学思想研究

历年来,学界对《管锥编》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文学思想的研究,而相对忽略了其他领域的研究,史学思想便是一例。钱钟书以"春秋笔法"和文辞考据作为切入点,从史观、历史诗学观、史法三个层面,对《左传正义》所蕴含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说。认为"五例"为史之楷模,但《春秋》不能当此义;史、诗是相通而不同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然史必征实,诗可凿空;将西方阐释学理论与乾嘉朴学方法结合,提出了"阐释循环学"这一诠释学史法。钱钟书结合中西并贯通文史的史学思想,促进了史学、阐释学、文学的发展,对当今的文学研究者来说极具借鉴意义和研究价值。

“同姓无相去之义”商榷

＂同姓无相去之义＂是东汉王逸注《楚辞》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它被后世疏解《楚辞》者广泛征引、阐发,不少学者认为＂同姓无相去＂是一种礼法原则。宋以来,＂同姓无相去之义＂开始与屈原的死联系起来,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当为洪兴祖的＂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

“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断句商榷

《左传·庄公十年》:“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从《十三经》以来,先论什么选本都是在辙字下面加点,其他联成二句。笔者以为这与文意相左、应断为:“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特申说如下。

《曹刿论战》新探

一、牺牲现在一般给“牺牲”注释为“祭祀用的牛羊豕之类”。此注释不可谓不对,但有缺点,未说明“牺牲”的确切含义。《春秋左传正义》云牺牲玉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