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左翼刊物的介绍——记鲁迅致萧三信(1933—1934)的背后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收录鲁迅致萧三信共4封,按时间顺序为:第一封1932年9月11日、第二封1933年11月24日、第三封1934年1月17日、第四封1934年3月4日。其中除去第一封是鲁迅因个人身体原因,无法赴苏参加十月革命15周年纪念的回信外,第二、三、四封信的内容,均对当时国内左翼文化受压迫的情形有所反映。

左翼文学刊物非商业性出版运作的困境——以郑伯奇主编《新小说》为例

左翼作家郑伯奇主编《新小说》这一反映左翼刊物在非商业性出版运作中失利的具体事例与其同事赵家璧成熟的商业出版理念与方式呈现了鲜明的差异,同时也为左翼文学潮流与市场经济的出版运营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份反向的佐证。左翼刊物在文化市场上的生存传播并非纯粹依靠其政治标签,真正不可或缺的是其在商业出版领域的成功运作。只有从非商业性运作的困境中突围,实现左翼文化产品与出版市场在"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环节上的畅通,才能根本从物质层面保证左翼作品成为1930年代文艺的"主潮"。

茅盾在《文学》上批评的历史语境及对其批评的影响

"七一五"政变后,因种种原因,茅盾脱离了实际的革命斗争转向文艺战线。1933年《文学》创刊后,茅盾又把目光投向文学批评方面。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文艺进行围剿,茅盾从事文学批评的外部环境极为恶劣,在对作家作品评论时有较多顾忌,不能畅所欲言,只能寓政治思想于文学批评之中,同时他还要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压制,对不良创作倾向和文坛风气予以抨击,这都使得茅盾在《文学》上的批评具备了与此前不同的特征。

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刊物的市场意识——以《太白》杂志为例

具有左翼色彩的文学刊物《太白》将市场意识贯穿在办刊始终。它经过精心筹划,在创刊伊始就引起读书市场的轰动。在办刊过程中,它专注批判社会现实、制造文坛热点;明确受众范围,开创名栏;精心编排,努力经营,在重重政治压力下,成功地传播了左翼革命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