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37年“左翼影评人”群体探析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电影运动的深入发展,“左翼影评人群体”从无到有,迅速崛起。部分受党指派的中共党员、左翼戏剧工作者及进步知识青年基于地缘结构、学缘路径的联结,业缘路径的支撑及政治主张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聚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一支以电影批评为锐利武器并初具组织形态的影评群体。左翼影评人以《申报》《民报》《大晚报》等报纸的电影副刊为主要阵地展开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强化自身政治自觉,提升理论素养,完成群体的塑造和巩固,为党在电影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源异流的“左翼”与“软性论”影评

本文认为,导致"软硬之争"的根本原因是左翼影评人与"软性论"者电影观的差异而并非政治立场对立;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界知识分子对审美现代性不同取向的认知与接受,前者"先锋"、后者"媚俗",同源却各成一脉。

“报刊影评”:1930年代左翼影评的生产策略

报刊作为现代大众传媒的主要形式,与同为大众传媒的电影有着难解难分的历史渊源。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中,左翼影评人以进步电影创作为资源,适应民族斗争的需要,依靠党的直接领导,团结各种进步力量及广大电影爱好者,密切关注电影转型期的现状,树立自觉的影评意识,利用当时的大报副刊和几十种电影期刊等大众媒体,开展了积极的"报刊影评"活动,成为中国电影理论史上的一大壮举,"报刊影评"也成为中国电影批评的传统方式。报刊和影评互动,刊载左翼影评扩大了报刊的销量,而报刊为左翼影评的生产、传播、留存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流动的媒介实践:左翼影评新面相及其叙事重构

电影史家已建构起三种关于左翼影评的主叙事:“革命史叙事”“电影本体叙事”“现代化叙事”,它们在历史观上不同程度地受制于目的论与结果驱动论,在媒介与社会关系上呈现功能主义取向,对历史真实构成了不同程度的遮蔽。历史现场中的左翼影评是一种流动的媒介实践,影评阵地流变不居,影刊面貌复杂多元,影评标准也始终处于建构之中。重构左翼影评历史叙事的路径在于:回归历史本体,书写左翼影评的历史而非历史中的左翼影评;以现象学还原的姿态,呈现左翼影评的真实、多元的面貌;在互动的视野中,呈现左翼影评与其所寄身的报刊、社会之间的交光互影。

论左翼影评家王尘无

本文是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左翼影评家王尘无的专题研究。王尘无被誉为"威信最高的影评家",在左翼电影理论界有着极高的影响力。文章从"坚持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观念""自觉的电影批评意识""反抗旧思想的现代意识""独特的影评文体和话语风格"四个方面论证了一个"威信最高的影评家"的影评业绩和特点。从而可以窥见中国左翼电影批评的整体风貌,并为当下的电影理论批评提供某种参照。

1930年代左翼影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表现

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批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赞赏苏联影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力挺左翼影片叙述"社会生活史"、批评某些影片缺乏阶级意识三个方面求证了左翼影评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具体表现。实证左翼影评的意识形态特征无论对于重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还是对于当下开展正常的电影理论批评都是有意义的。

左翼影评视野中的美国电影

左翼影评理论的中心是对社会本质真实性的关注,左翼影评家结合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对美国电影做出批评,从意识形态上对好莱坞电影提出反对,竭力驱除其对中国电影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左翼影评家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美国电影中的虚假意识形态,激情豪迈地展开电影评论活动并且探索中国电影的道路,以帝国主义和封建电影文化为靶向发起文化思想的冲锋。但是,左翼电影也学习和模仿好莱坞影片的艺术技巧,体现了左翼影评家的妥协和借助外力发挥电影力量的努力。

引领与拓展:1930年代左翼影评与左翼电影运动

1930年代,作为革命话语的左翼电影成功"写入"上海商业文化,与充满了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奇妙地融为一体。这一"奇特"现象的产生正是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复杂因素互相纠结、博弈在电影中的反映与呈现。其中,左翼电影通过左翼电影批评这种电影外部的舆论宣传来积极引领电影创作的进步方向,建构观众新的观赏口味,大力拓展观众对左翼精神的接受空间,是左翼电影在上海文化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批评的理论建构--以王尘无左翼影评实践为例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艺术家,在电影理论批评领域始终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积极倡导电影意识批评原则,遵循现实主义电影观。王尘无作为左翼电影批评的代表人物,首次把"电影"和"意识"联系在一起,同时,在民族救亡的关键时期,提倡电影要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敢于揭露和批判时代的黑暗和错误的思想。王尘无以犀利的文风、鲜明的观点,通过撰写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电影杂感等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影评风格,促进了中国左翼电影理论体系的建构,对探究当下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边缘到中心:19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的公共领域分析——以《申报·电影专刊》的左转与两场笔战为中心

作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人最重要的文化阵地,《申报·电影专刊》是重梳中国电影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从该刊的影评史料出发,结合《电影专刊》发展成为左翼影评阵地的轨迹,重梳30年代“凤鹤之争”笔战发生的始末及其后续延伸,可以窥见当时电影文艺工作者思想交锋对峙的深层原因,以期理解这场争论的意义与价值,并对电影批评的二元倾向进行再思考。

细读1930年代中期的“软硬”之争

自1933年12月黄嘉谟在《现代电影》抛出“软性电影”口号后,左翼影评人与软性电影论者进行了长达三年半左右的论战。这场所谓的“软硬”之争,实际并非“软”和“硬”之间的争论,而是“软”与“非软”之间的争论。双方就电影的“艺术性”“娱乐性”和“政治性”产生不同分歧;软性电影论者给左翼影评人贴上“硬性电影论者”标签,左翼影评人拆除了这种标签;双方与其说是在讨论电影批评,不如说是以“影评”为载体进行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

从左翼影评发现左翼电影:1930年代“浙省密报事件”研究

193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左翼电影",其实是指国民党眼中的"左倾色彩影片"或"宣传赤化电影"等,它是一种有待国民党发现的电影类型。1933年4月浙省密报事件中鲁涤平提交的呈文,是国民党发现"左翼电影"的开端。但鲁涤平并非通过直接观看电影,而是通过阅读左翼影评发现"左翼电影"的。他之所以能够从左翼影评发现"左翼电影",是因为左翼影评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具有浓厚的大众化和意识论倾向,旨在暴露电影中潜在的或显明的"阶级"成分。故鲁涤平可通过左翼影评发现"左翼电影"。

电影批评界“刈草的园丁”——再论左翼影评家王尘无的电影批评

"杰出的影评家"王尘无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评的代表人物,还是那个时代影评园地"刈草的园丁"。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原则和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敢于大胆地批评影评园地中存在的种种错误的、模糊的思想偏向和文化立场,也能尖锐指出进步影片创作中的封建思想残余,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意识、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树立了良好的影评人形象,为中国电影批评和理论体系建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尽管他的影评难免有过激之处,但他留给我们的文化精神遗产却彪炳史册,熠熠生辉。

左翼电影批评的历史原像与当代阐释——评《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影评的文化解读》

发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左翼知识分子组织发动的一场颇具规模的文学艺术运动。显然,左翼文艺运动并不限于文学领域,它是一个波及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等不同艺术领域的整体性文艺运动,因此,对其他艺术领域所开展的左翼文艺运动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原貌。作为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左翼电影运动中的理论与批评是一个值得深入系统研究的领域。《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影评的文化解读》一书,在历史视域与当代阐释的融合中对左翼电影批评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

“新女性”在批评论战和行业纠纷中前行——兼评20世纪30年代进步电影的女性话语

《新女性》(1935)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女性解放话语在都市银幕上的延伸,也是本土影坛严肃认真地思考家庭空间之外的女性出路问题的重要尝试。该片上映之后不仅在影评圈引发了激烈的论战,而且使制片方卷入与新闻记者公会的一场行业纠纷中(时称"两新事件")。"韦明该不该自杀"和"观念主义尾巴"成为了批评论战的焦点问题,而"两新事件"在另一条战线上演绎着社会保守势力对进步电影的打压。看似偶然的两个事件背后却有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联系,需要从提倡性别平等和女性解放的视角出发,探讨影片所蕴含的女性意识在文本书写、传播、批评、接受和舆论层面的实际意义状态,进而对以该片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电影的女性话语作出评估。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影评的发展思路、话语策略与文体创新

党的影评小组及其影评活动,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斗争与左翼电影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白色恐怖的中心上海,左翼影评为什么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党的影评小组审时度势,制定"开门评影"的发展思路,是成功的主要因素。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措施,发展了影评人才队伍,扩大了舆论阵地。为了突破舆论控制,左翼影评人将"太极手法"融入话语策略,借他人之话语,言自己之欲言,巧妙传达了党的思想和进步声音,极具创意。左翼影评是现代中国影评文体的开创者,尤其是左翼影评人开创的时评体、座谈体和推选体写作模式,不仅被时人所认同,而且至今还被电影批评界所袭用。

论“软硬之争”后期的左翼影评

在“软硬之争”后期,影评界整体遇冷,左翼影评内部出现了以《文艺电影》为代表的倡导影评重心从“软硬”对抗中转移、反思自身的观点。影评环境的严酷变化、左翼内部的新呼声未能获得“左翼”的高度重视,暴露出左翼影评核心层在影评主要问题取舍上的困境。由于过度囿陷和“软”性的交锋,“软硬之争”后期的左翼影评从“社会性”向“政治性”过度偏移,并呈现出一种“争论—建构”的发展模式。重审“软硬之争”后期影评环境的变化、影评与大众的交互关系,对完整认知左翼影评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下健全科学电影评价机制亦有宝贵参考价值。

命运多舛的《电通半月画报》

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刊物层出不穷,每本刊物的产生及发展都与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和电影风格密不可分,电影制片公司出版的电影刊物更是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电通半月画报》自1935年5月创刊至同年的11月停刊,存在仅仅短暂的数月出版了十二期带有鲜明激进左翼思想的内容篇目。一本成功的电影刊物就是一个时代电影公司和电影事业的忠实记录,《电通半月画报》则记录了当时在上海成立的电通公司的如梭岁月。电通画报的创刊,是为左翼电影杂志增添了一支新的‘生力军’,这本看似普通的电影画刊,也承载着许多历史烟云,本文试图从《电通半月画报》的创刊、内容更迭、电影评论等方面探讨,探讨电通画报的独特文宣策略及历史价值。

中共与1930年代“左翼电影”的关系

1933年4月至1935年6月国民党共发现了32部"左翼电影",它们主要出品于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电通影片公司等上海几大电影公司。这些"左翼电影"或由左翼影人及其"同路人"编导,或为左翼影人撰写的左翼影评催生,表明其与中共存在密切关系。中共之所以能够影响电影界,是因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政治环境的变动,使得中共可以组织左翼影人在公开合法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左翼影评,甚至进入电影公司编剧、导演或主演"左翼电影"。

左翼电影批评的焦虑——从20世纪30年代的“软”、“硬”之争谈起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的'左翼'和非'左翼'之分,并非电影史研究的后见之明,这样的区分在当时就已显现。比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定位为'反动分子'~②的'软性电影'论者黄嘉谟,就撰写了大型文章指责'左'倾影评教坏导演和制片者,将中国电影推上一条不归之路,而自己正是要让中国电影悬崖勒马~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