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破局:论国民党文化“围剿”与中共左翼文化运动的交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所进行的文化“围剿”有其内在的缘由与策略。国民党军事上的失利、国民党重夺文艺话语权的意愿以及蒋介石文化复古主义的排他性是国民党开展文化“围剿”的具体缘由。以次充好、以古非今、软硬兼施以及选择性虚无则是其文化“围剿”的具体策略。在此过程中,中共以调适文化战线、廓清思想谬论、高扬思想启蒙以及把握社会脉搏作为破局之道,在破解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更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何干之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

20世纪30年代,何干之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留学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背景,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的社会经历,尤其是日本侵华激发的爱国情感,逐渐由改良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共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他在经济学、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启蒙运动史等方面的社会活动与理论建树,不仅推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社会科学文化体系的构建,而且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学派的特点与风貌,深刻折射出左翼知识分子在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人生道路与政治立场。

左翼文化运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贡献

左翼文化运动虽发生在国统区,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苏区的革命实践相呼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理论体系、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声援和支持苏区革命实践等诸多方面。这些贡献也因此奠定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

左翼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市民阶层的传播

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开始时就明确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象定位为一般大众,当时的"大众"一般指的是工农阶级和其他社会最底层人。但是实际上左翼文化运动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效果远远不如通过共产党员发动工人骨干深入工厂宣传的效果好,而另一方面,左翼文化运动却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市民阶层的传播。

论左翼文化运动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延续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承前启后、前后相因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最为辉煌的延安时期,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二三十年代一批中共党人、理论工作者和文化人的探索。这其中由左翼文化人及其"同路人"掀起的左翼文化运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对推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与推动

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对马克思在中国传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场运动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发生、发展,从头至尾都贯穿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和推进,是通过五条并行不悖的线路进行的。这就是: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创办报刊学校;扩大左翼文化团体;发挥鲁迅的旗手作用;党的领袖亲自参与。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些努力,保证了党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使左翼文化运动沿着党所确定的方向前进。

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思考——以左翼文化运动为鉴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贯穿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20世纪初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党的有力领导下,坚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以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出多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法,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光辉一笔。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彰显。以左翼文化运动为鉴,总结和汲取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领导原则、工作方法、主体建设方面的经验,对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产生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发展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中国的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年代。它唤起了无数知识青年的觉醒,促进了青年思想上倾向革命和政治上的成熟。

试论瞿秋白对左翼文化运动的贡献

瞿秋白在 1 931年 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 ,积极投身于当时兴起的左翼文化活动。他从理论的高度引导了这场运动 ,不仅建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

略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翼文化运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在共产党的领导与支持下,冒着生命危险,以笔墨为马枪,在文化领域内勇敢地承担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他们纵横驰骋文化阵地达十年之久,所向披靡,凯歌频传,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打得落花流水,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我党领导下的军事革命和政治革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左翼文化运动研究述评

左翼文化运动研究的全面展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此后二十年,学术界在材料收集和人物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视野也趋于宏观,并形成学术热点,产生了学术争鸣。进入新世纪,对左翼文化运动的研究继续推进,学术空白得到一定程度的填补,个别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出现了新的研究视角。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但广大学者在拓宽研究视野,转变研究视角,加强资料收集方面仍需继续努力。

瞿秋白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形成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伟大的功绩。它为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这支新的生力军的,正是曾任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以特殊身份,特殊关系,对左联做出了特殊贡献而享誉中国现代文坛的。他不是受中共党组织派遣,而是依靠自身扎实的文化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获得左联盟员的尊重成为领导。他在被王明“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后去到上海,恰逢左翼文化运动举步惟艰。出于对革命的投入,对文学的眷恋,对文化扯不断的缕缕情丝,他通过冯雪峰、茅盾结识鲁迅后。

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革命文学”之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国民党进行文化“围剿”。面对这种景象,在文化界掀起了左翼文化运动,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思想文化的解放。在这次运动中,以宣传革命文学为主,又对革命文学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指引宣传走向正确的方向。

瞿秋白对左翼文化运动的贡献

瞿秋白是党早期的领导人，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被接触中央领导职位后来到上海，积极参与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凭借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指导克服＂左＂倾错误端正革命文化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大众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左翼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的贡献

左翼文化运动期间,中共领导左翼文化团体和进步文化人士对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地管理,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人才,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翻译内容和译作数量,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翻译方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翻译水平的整体提高。

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的传播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它是我国革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的宣传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租界、治外法权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国际性——以《中国论坛》与“伊罗生事件”为中心

美国左翼记者伊罗生193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论坛》的出版发行和随后发生的“伊罗生事件”的解决,前者依靠租界的活动空间,后者有赖于治外法权的效力。租界提供了容纳编辑人员进行地下工作的空间,治外法权则给予了主编切身的保护,以刊物为阵地、以主编为纽带,中共地下党人、美国记者伊罗生和各界在华左翼人士三方实现了有效的“跨国合作”。考察《中国论坛》在租界的持续运作与治外法权在“伊罗生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可以为深入理解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之“国际性”特质提供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实例。

试析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对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启示

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是一场成功的文化运动,它为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的价值启示主要在于: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引导,有利于凝聚人民群众巨大文化合力;树立共同理想信念,可以为强化民族精神、增进文化软实力寻求到精神支点;创造优秀文化作品,是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自信、自觉、自尊的必由之路;坚守文化阵地、掌握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关键是要争取文化话语权;而推动文化事业、提升文化软实力,就要以培养优秀文化人才为重中之重。以此为鉴,就能更好地在"中国梦"的中华民族奋斗旗帜下,占领文化制高点,掌握文化发展主动权,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宋庆龄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发展处于艰难发展时期,宋庆龄以坚定的革命主张和果敢行动,大力支持、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她领导的系列革命斗争,也得到众多左翼文化人士的大力参与和帮助。宋庆龄与众多左翼文化人士密切配合、共同奋斗,为传播革命思想、促进民主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