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与左翼电影人的意识形态宣传策略

从电影生产的角度看,《春蚕》与电影人的左翼意识形态宣传策略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联系。影片以同名左翼小说《春蚕》为改编对象,其题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照应,且作者茅盾因《子夜》的出版备受认可,加上导演程步高实地考察养蚕过程,增强了电影的科学性和可观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票房数量,从而扩大了宣传范围。在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夏衍有意地增强了革命话语色彩,以达到宣传左翼思想的目的。此外,左翼电影人还建立起电影的批评阵地,与刘呐鸥等人进行"软硬电影"笔战,更加扩大了《春蚕》的政治影响。

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及叙事研究

左翼电影上接左翼文学,下启国防电影,是揭示我国文艺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重要文本。在左翼电影中包含有大量探讨女性生存困境以及女性解放议题的电影。因此,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叙事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介质,是我们进入那段历史,揭示个体生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革命、解放议题的重要路径,从而表明电影中女性形象的不稳定性所具有强烈的颠覆力量,成为女性革命以及性别解放的有生力量。

论洪深左翼电影剧作中的家国情怀与诗意现实主义——兼论中国左翼电影的现实主义问题

洪深左翼时期的电影剧作实现了由家庭伦理向国家民族情怀的转变,其表述方式采用了诗意现实主义,文本上呈现出一幅山河破碎、家庭兴衰、人事沧桑的变幻图景,隐含着对新时代主体力量的呼喊与期待。由洪深左翼电影剧作中的诗意现实主义可以自然延伸到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而中国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不但与同时期好莱坞电影以及欧洲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它与左翼电影剧作中的现实主义亦非同一所指。即便同为左翼剧作家,其剧作中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对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加以检视。

论中国左翼电影中的女性婚恋观(1932−1937)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在时代的诉求中掀起了中国电影发展的革新运动,改变了中国电影业的总体面貌。本文回溯历史,选取1932年−1937年的部分左翼电影作品,依托其中不同的女性镜像,旨在探析传统社会女性不平等婚恋状况的根源、其主体意识觉醒下的新婚恋观的萌生以及在革命意识形态询唤下轻爱情重革命的感召形象,以此发掘左翼电影运动及电影文本的现实美学意义与时代蕴涵。

浅析左翼电影音乐中的民族性特点

左翼电影音乐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通过融合民族音乐元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文化武器。作曲家们如聂耳、任光等人创作了众多体现民族性和大众化的音乐作品,不仅提升了市民阶级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激发了民众的救国情绪。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还通过易于传唱的形式广泛传播,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左翼电影音乐不仅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篇章,更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奇”叙事下的明星“神话”转置——以陈波儿的左翼电影实践为考察中心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中国电影明星的生产与消费提出了新要求。与之前演员匮乏和明星初起的时代不同的是,该时期明星之于电影的市场价值更加凸显。正如有学者指出:“明星的身体,包括身体的局部,不管化妆与否,都成为视觉快感和形象展示的特享区域,从而提供了一系列欲望的中转,是人与现代(西方诸国或上海国际都会)的时尚和消费文化认同。”

1980-2019年中国电影形态的历史脉络与传承

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后,以“鸳鸯蝴蝶派”和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为主要文本取用资源的旧市民电影始终是中国电影的唯一主流形态。19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有了新、旧之分,宣扬抗日救亡、为弱势阶层发声的左翼电影首先出现(1932)。新电影还包括有条件地抽取借用左翼电影思想元素以扩大市场份额的新市民电影(1933),以及既反对左翼电影激进的社会革命立场,又反对新市民电影侧重都市文化消费的国粹电影(1934)。旧市民电影在新电影出现后曾一度被驱离市场,八年沦陷区期间得以复兴并与新市民电影和国粹电影共同构成中国电影的中坚;1936年出现的国防电影是左翼电影的升级换代版,全面抗战期间以抗战电影的形态仅存于国统区。1949年后,只有中国香港电影完整全面地继承了中国电影的文化精神和艺术品质,旧市民电影、新市民电影和国粹电影活跃始终;1980年前后,又以文化反哺的形式回归中国内地并很快催生出新左翼电影和新国粹电影。

试论中国共产党对左翼电影文化建设的引领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电影兴起是中国共产党改造现实与弘扬革命的一次重大文化实践,它实现了本土电影形态从泛道德化的“复古”到直面社会历史语境的“介入”。以成立“党的电影小组”为发端的一系列组织领导和“有片必评、互鸣互纠”的思想指导,使中国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成和建构,完全有别于以往电影创作与研究中那种个人式的单纯、自为的文化思想活动,并最终发挥了电影在中国共产党整体文化事业中的重要功能。这不仅使得左翼电影本身的创作和批评在当时影响甚巨,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电影后续的表现形式与精神气质。

左翼电影中的阶级与民族——以电影《挣扎》为中心的考察

《挣扎》是中国最早的有声电影之一,天一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20世纪30年代初,民族危机加重,反帝抗日呼声高涨,民族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挣扎》一片则集中表现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迁延到电影之外,国共两方对作品结尾的处理方式,以及由之引申出的对此对矛盾关系问题的评价与判断,显然并不相同。在民族危机日亟的情况下,《挣扎》中提出的“杀敌之枪不能假之以复私仇”的观点受到广泛肯定,全民族对“公仇”的认同,成为最大的共识,而其也为观察时代大势映照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深化过程,提供了另一种视野角度。

民族意识的声音传达:中国早期发声电影的国家观念建构

有声电影尚未传入时,其技术与理念便在中国产生了反响。青年会外籍干事在众多城市的有声电影演讲及商业影院外国有声电影放映逐渐普及,有声片中的民族语言问题逐渐提上议程。在基于国语的有声电影创作实践中,左翼电影人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同时期的国语教育运动共同成为语言现代化、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片与方言电影的冲突实际反映的是近现代中国电影民族性、国际性、地方性间的矛盾,此问题的解决成为国语占据有声电影主导权并构建民族国家观念的过程与结果。

现实基底、革命想象与影像本体意识——唐纳的电影批评与理论研究

20世纪30年代,党的“电影小组”和“影评人小组”在多位左翼电影人努力推动下成立。作为“影评人小组”的骨干成员,唐纳见解独到、笔锋犀利,发表了大量左翼电影文论,不仅满腔热情为创作鼓与呼,还抨击“软性电影论”者,为电影创作界树立新风。除此以外,他还编写主旨明确的剧本,并参演电影、译介西方电影理论、编辑报刊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瞿秋白领导上海左翼电影运动的文化策略--以夏衍回忆文章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电影运动是中国电影史上最光彩的篇章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左翼电影滥觞之时,当时的左翼电影小组的负责人就得到了瞿秋白的具体指示与指导,这为左翼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瞿秋白有关电影问题的谈话,虽然就事论事,也不系统,但思想内容却非常丰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事业,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

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左翼电影文化的建构

在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上海,电影以其革命性的形式,表现出或隐或显的批判立场、抗争精神和政治意识。上海左翼电影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前卫性,它的发展演进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更助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演化,进而成为“文化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积极利用电影宣传反帝救亡的主张,与有识之士以及民间社会的爱国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股解构资产阶级文化的强大力量。上海左翼电影以观照大众的道德立场和政治取向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崭新风貌,更是对电影处身其中的现存世界和资产阶级作为现代文化主体的质疑与否定。上海左翼电影的肯定性质的根基,不仅仅在于其反映了某些阶级斗争的客观情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存在合理性,还在于它对软性电影的批判和电影风骨的重塑。

政治与艺术的联袂:左翼电影运动的斗争经验

左翼电影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1932—1937年)民族危亡之际,文艺工作者的一场社会自救运动,之所以称其为自救,是因其发生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左翼电影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动担负起民族独立的重任和阶级解放的使命,以其锐意进取、不断求索、兼容并蓄的斗争精神在国内外双重势力压迫下,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新鲜血液,开辟了新式道路,传递了中华民族的声音,表达了工农大众的呐喊。它不仅创作了一批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也产生了一批极具斗争性和理论性的文献著作。

觉醒的一代:左翼电影中的青年群像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小组结合现实情况在银幕上创作了许多经典的青年形象,他们主要为知识青年与工人青年。他们在觉醒前为茫然的群体,在经历了事业与爱情的双重打击后,认识到了当时社会的根本问题,也由此成为了爱国主义青年。左翼电影中的女性青年形象富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们不再是早期中国电影中被“凝视”的对象,而成为了拥有勇敢与智慧、自信自强的新女性。

1932—1937年“左翼影评人”群体探析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电影运动的深入发展,“左翼影评人群体”从无到有,迅速崛起。部分受党指派的中共党员、左翼戏剧工作者及进步知识青年基于地缘结构、学缘路径的联结,业缘路径的支撑及政治主张的趋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聚合在一起,初步形成一支以电影批评为锐利武器并初具组织形态的影评群体。左翼影评人以《申报》《民报》《大晚报》等报纸的电影副刊为主要阵地展开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强化自身政治自觉,提升理论素养,完成群体的塑造和巩固,为党在电影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贺绿汀电影音乐的创新性——以《四季歌》和《春天里》为例

贺绿汀的电影音乐对于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下电影音乐同质化明显,存在缺乏对于人物性格的把握等问题,因此研究贺绿汀的电影音乐的特点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贺绿汀电影音乐继承了黄自提出的“民族化新音乐”的理念,将电影音乐作为开辟新音乐的重要领域。《四季歌》和《春天里》两首歌曲的旋律采用五声性旋律、伴奏采用交响乐与民族管弦乐,二者相互交融支撑、对于人物的性格善于通过音乐从侧面烘托。中西合璧是贺绿汀创作电影音乐的最大创新点,也为整个左翼电影的创作奠定了主要基调。希望本文对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音乐的创作以及贺绿汀在电影音乐方面作出的贡献具有借鉴意义。

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发生看其历史合理性

本文探寻了1930年代发生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主客观因素,认为"左翼电影文化运动"首先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头的必然事件;其次是中国共产党谋求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需要;再次是左翼知识分子实现社会革命理想的艺术实践。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有一些过激偏向,但即使是"去意识形态化"批评也无法否认"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这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认识,对中国电影文化现状的思考都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电影、城市与文化——上海都市在《马路天使》中的影像书写

《马路天使》的公映时间为1937年,笔者找到的对该片最早的评论为《星华》杂志于1937年第10卷上刊登的一则短评:“《马路天使》是描写下层社会生活的一部悲喜剧……上海东区,为贫民区域,正如伦敦的东区,纽约的东区,有一样的含义。”[1]由此可见,影片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留给大众最深刻的印象仍是其对于小人物、市民阶层生存处境的书写。有不少学者将其归入左翼电影的行列,认为影片以极其隐晦的方式表现了民众抗日救亡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思想。影片也的确借歌曲、报纸等元素表现抗战背景与人物境遇,但从整部影片出发,它显然没有刻意渲染战时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由于审查制度方面的压力。

重评1930年代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

左翼电影运动从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发表的《最近行动纲领》始,至1937年12月日本军队侵占上海被迫终止。对这一论题作重新评述,我们需要介绍当时电影公司的发展状况,详细梳理左翼电影运动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区分之前电影史家极易混淆的影评人小组和电影小组两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并重新评价这两个小组的作用,其中夏衍在当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这一研究工作中,我们还需兼顾当时的电影批评,特别是有关"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以及围绕"国防电影"所展开的争论,都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1930年代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等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