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理论诉讼——以1930年代“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为对象

20世纪初,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被全面译介到中国。1932年苏联“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影响中国,弗理契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由大量译介转向全面批判。以“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为核心议题,艺术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理论基础、庸俗社会学批判以及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弗理契之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文艺论争。从艺术社会学在中国的建构与反思看,弗理契的《艺术社会学》为中国早期“唯物史观艺术论”提供了体系和范本。1930年代这场批判运动又为当下的庸俗社会学反思敞开了再批判的空间。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看,这场批判运动呈现了1930年代中国理论界对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艺术理论的不同接受状况。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看,“普列汉诺夫—弗理契主义”批判运动最终指向艺术理论的“列宁阶段”和党性原则。今天,回顾或还原这一文艺论争的历史原像,对于当代中国艺术社会学理论建构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意义。

若隐若现的“门槛”:早期新兴木刻运动背后的经济与人际

在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1930年代,鲁迅曾为革命考虑而大力提倡木刻画。由此以后,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的指导和影响下逐渐成长壮大。当时围绕木刻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即成本低廉。相对于其他画种,木刻被认为是一种经济门槛较低的艺术,尤其适合经济不宽裕的艺术青年。就狭义的木刻创作而言,木刻确实无需过高的经济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学习木刻方面不存在资源壁垒;而且对一个亟待走向社会和大众的、广义的木刻创作即“木刻运动”而言,其所需的起步成本则非同寻常。木刻青年的筹款活动、工具及画集的采买、画室的经营,以及鲁迅对木刻集的精印出版、对木刻团体的慷慨资助等细小侧面,可以反映出木刻运动初期一些在以往研究中不易被注意到的具体物质问题,这些细节可以为考察木刻运动的现场提供若干新视角与线索。

探析列夫派文学作品中的电影化现象

列夫派是苏联文艺团体,成立于1922年至1929年间,全称为“左翼艺术阵线”,其前身为未来派。列夫派的许多成员不仅是文学理论家,还是导演、演员、编剧和电影理论家。列夫派的活动与电影密切相关,他们提出了许多与电影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将对20世纪20年代列夫派的作品,尤其是发表在《列夫》与《新列夫》杂志上的作品进行分析,来研究其文学作品电影化现象的背景、原因及特点等问题。

现实主义电影理论与欧洲左翼文化思潮

在呈现现实和影响现实两个维度上,现实主义具有丰富的审美与政治内涵,并且在电影理论的语境下与欧洲左翼思潮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具体而言,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不仅奠定了左翼影像的理论基础,更在艺术实践上树立了典范。本雅明揭示了电影艺术的双重政治属性,从而对左翼艺术在视觉维度上的超越性进行了深入挖掘。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电影人则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做出了各自的探索,从而将左翼电影的理论潜能落实为现实社会中的文化政治。现实主义电影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视觉维度上透视艺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学术语境,值得进一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

“屋檐下”的现实主义——重读夏衍的《上海屋檐下》

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是中国左翼戏剧的代表性作品 ,体现了左翼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最高水平 ,也充分暴露出其本身固有的缺陷 ,因此成为左翼戏剧创作正反两方面的绝佳标本。在现代戏剧精神的视角下重读这部剧作 ,可以使我们发现中国左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戏剧的内在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