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女作家与中国女性发展理论

一个世纪前接受教育的一些女性逐渐形成自我意识并勇敢地与封建礼教抗争,成为"出走的娜拉";在经受磨砺的过程中,不论身兼何职,写作则成为她们表达心声的途径;底层的生活经历和进步的观念促使她们加入左联,从而得以突破早期"小我"的囿限而融入"大我"的洪流,在文学艺术道路上不断创新。左联女作家的独立意识、融入主流并承担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创新精神,构成中国现代妇女史中的宝贵遗产,为新时代女性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北方左联与上海中国左联关系辨析

本文以"东京左联""广州左联"为参照,从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两个方面论证了"北方左联"的相对独立性,对"北方左联"与中共北方局的组织关系、与上海"左联"在办刊上的合作以及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这一名称的来历,做了符合历史的说明,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北方左联"隶属于上海"中国左联"的流行观点。

“左联五烈士”之冯铿:从“国民革命”到“苏维埃革命”的疾风骤雨

“左联五烈士”唯一的女作家冯铿,曾试图通过创作爱情诗、田园诗摆脱“新女性”的情感烦闷,但因大革命的失败而幻灭。来到上海加入中共党组织并成为“左联”的发起人之一,促使她完成了“革命女作家”身份政治的转型。从革命大家庭中的性别政治出发,一方面,她基于女性本质主义的性别认同形塑出雄浑的外在气质,并非是“拟男化”的形象规训,另一方面,尽管预估了在革命队伍中可能遭遇的生理尴尬,但并不能掩盖她对女性主体性地位的认同。此外,在她富于想象式“战斗的苏维埃”的创作,以及烈士精神遗产的背后,也折射出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左”倾错误的历史面相。

左翼文艺界对“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的消解——“左联”刊物与现代文坛纷争之三

国民党意图倡导三民主义文艺运动来与左翼文艺运动进行对抗,但这并未对左翼文艺界构成任何威胁。针对民族主义文艺派的创作和主张,“左联”通过《文学导报》《文学月报》等机关刊物登载了瞿秋白、茅盾、鲁迅、冯雪峰等的评论,揭露了民族主义文艺麻醉民众和鼓动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尽管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带来了一些文坛喧嚣与噪音,但其并未对左翼文艺界带来太大的冲击,而真正对“左联”乃至整个左翼文艺界构成严重威胁和致命伤害的是国民党御用文人话语攻击之后对文艺查禁政策的推动、制定及实施。

左联政治文化视域下《文艺讲座》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文艺讲座》是左联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理论刊物,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诠释文化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文化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所产生和制约的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诠释文化和意识之间的思想根基、以“文化是人类实践行动的成果”呈现文化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大众化’与‘化大众’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融合文化和群众之间的双向互联,为左联政治文化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起到了积极的启蒙和促进作用。因而对《文艺讲座》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梳理,将有助于对左联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有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雕像是怎样塑成的--“左联五烈士”史迹综述

"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发生不是一个纯文学事件,而是一个包含多重政治因素的历史事件。左联对五烈士的纪念和宣传,使这一事件由一个党内宗派斗争导致的政治事件转化为一个左翼文艺运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文艺事件。相应地,左联五烈士的历史定位也由党内宗派斗争的受害者转化为革命文艺运动的前驱和烈士。在错纵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中,左联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左联五烈士事件由政治斗争向文化斗争的转移是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个重大胜利。

戴望舒与“左联”关系始末

在左联研究界，戴望舒作为或曾经作为左联作家的身份从未得到充分认可。戴望舒曾被冯雪峰引上左倾之路，参加左联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倾向最明显的表现。参加左联前后，他阅读、研究、创作、翻译、传播了大量革命著译。但在行动上，他与左联不即不离甚至没有了下文。他更加关注的与其说是革命文学，还不如说是文学革命。他本来同情左翼思潮，但他在诗歌艺术追求上与左翼理论家背道而驰，在受到左联诸公的辱骂后，不惜与他们笔战，最后分道扬镳。

关于“左联”研究

左联研究中存在着几个重要问题 ,主张应当有严格意义上的左联文学的学术概念 ,认为要重视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 ,现代文学及左翼的史料建设应当得到学术性的认可 。

留日学生与左联组织

左联是20世纪30年代最为活跃的一支文学团体，留日学生在这个团体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文学活动不但间接推动了左联的成立，而且他们占据了左联机构的核心领导层，成为左联发展的有生力量。

虚写革命,实写爱情——左联初期丁玲对“革命加恋爱”模式的不自觉背离

丁玲三十年代初期的创作转型,以趋从“革命加恋爱”写作模式为其标志。与莎菲时代相比,革命男性成为小说的主角和英雄,女性角色则降至次要地位,并因耽于爱情而终遭革命者爱人抛弃。丁玲在理念预设中依循革命战胜爱情的叙事原则,潜意识中却保留了她审视男性政治的性别化立场。其人物身上,形象的意义大于观念的铺陈,爱情的魅力胜过虚化的革命,她对模式的理性追求和文本实践中的不自觉背离,产生了虚写革命,实写爱情的间离效果,泄漏了丁玲真实的情感倾向和真诚的理性追求之间的裂隙与张力。

疏离与被疏离——论鲁迅与左联的关系

疏离与被疏离是对鲁迅与左联关系的较为准确的概括。鲁迅对左联的疏离具有双重含义:其行为表象是鲁迅对左联工作的冷淡,包括与左联实际领导人的不合作和对新政策的不理解、不支持,而实质上这是鲁迅对左联由来已久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有了清醒认识之后的理性选择;左联对鲁迅的疏离也具有双重含义,那就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对鲁迅维持着敬重的表象,实质上他们在攻击着、欺瞒着、背弃着鲁迅。

瞿秋白与“左联”

"左联"是一个政治文化延及文学艺术领域倾向于"左翼"的作家、批评家的联合组织,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文人结社。瞿秋白是一位从"左翼"政党领袖岗位上退下来的文化人,既是诗人、作家、批评家,又是站立在第一线的高度觉悟的战士。瞿秋白与"左联"的交往时间不长,但影响巨大而深远。瞿秋白与"左联"的理论建设、文艺批评、文艺运动、文学创作诸层面均有密切关系:他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从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始终心系普罗大众,他的文艺理念真正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政治翻身献身的思想。在一个特定的新旧文化、新旧政治矛盾上升激化的时代,瞿秋白始终站在代表光明、代表激进、代表历史选择的一翼的最前列。

从社民党到民左联党:波兰左翼政治力量演变的基本轨迹

在剧变后波兰左翼阵营中,由原统一工人党演变而来的社民党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发挥了中坚作用。以社民党为核心的民左联不仅顶住了来自右翼的打压,而且赢得了总统和议会大选的全面胜利,波兰因此成为东欧地区“左翼复兴”的领头羊。1999年,民左联党的建立是波兰左翼政治力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然而,新的统一政党的成立实际上具有双重效应,在壮大左翼整体力量的同时,又对左翼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社民党到民左联党及其后的演变,实际上勾勒出波兰左翼政治力量发展的基本轨迹。

论左联期刊的翻译作品

左联期刊上发表的翻译作品以数量多、质量高的特点,不仅是对当时流行的“媒婆不如处女”的翻译观的有力反击,而且客观反映出了左联期刊、左联甚至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关于从“左联五烈士”向“龙华二十四烈士”的还原——兼谈所谓《为了忘却的记念》的“叙述矛盾”

中共党史上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牺牲者是在反对王明而集会时被告密,从而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故对事件真相的揭露和对暴政的抗议长时间受到来自国共双方当权者的禁锢阻挠;而二十四烈士之中的柔石等五位是左翼作家,鲁迅和"左联"冒着生命危险悼念同志和朋友被害,揭露事实真相,使"左联五烈士事件"造成的影响远大于"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这并非鲁迅和"左联"有意掩盖"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真相,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外界揭露真相的唯一途径。

论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以“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为例

本文认为 ,三十年代的文学群体基本上都呈现出明确的“亚政治文化”形态或具有鲜明的“亚政治文化”特征 ,各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 ,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 ,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文章以“左联”为例 ,通过分析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形态特征及其性质 。

泡沫社与北方左联——兼谈北方革命文艺青年的群体构成与社团流变

泡沫社是后期北方左联领导的文艺团体,参加者多为中学生和流浪青年,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查封。钩沉史实,讲清这个左翼文学社团的群体构成与变迁,可以比较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北京左翼文学运动与以知名作家为主体的上海左翼文学运动的不同展开,也可以重构革命文艺青年打破会馆与校园等城市区隔,凝聚成团体,参与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图景。

鲁迅的超越性:在左联与自由主义文学派别之间

针对近年来某些论者把鲁迅划归自由主义的观点,本文提出,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频繁的文学论争中,因其强烈的现实感和厚重的理论分量,明显地具有一种“超越性”。不仅超越了他的对手,而且也超出了他的“同一战壕的战友”。这种“超越性”特征源于鲁迅的理性精神、独立意识和艺术本体观。这三者与自由主义肯定的基本原则并不相悖。但从个体自觉和思想资源而言,从学理的意义上,鲁迅从来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1930年代左联与京派视阈中的乡村差异

在左联与京派的创作中,乡村呈现出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风景与面貌。在左联作家的视阈中,乡村落后衰败,阶级对立尖锐,充满着山雨欲来的骚动不安;而在京派作家的笔下,乡村则往往风景优美,人与人和谐相处,充满了诗情画意与审美的情调。左联重视文学的阶级意识,强调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应该在社会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京派坚持文学的独立性,注重情趣与审美,追求人生艺术化。不同的文学观念最终形成了不同的乡村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