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治史特色

左舜生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左的早期辛亥革命史著作,初具规模,渐成体系,将辛亥革命史研究逐渐提高到学术研究层面,晚期研究进一步发展,更显完备成熟。《黄兴评传》突破了国民党正统学派之藩篱,成为当时最有分量的黄兴传记之一。左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时段、范围、性质、成败均有自己的看法,对辛亥人物及重大事件亦有许多真知灼见。从其研究中,可以发现左氏特别重视史料搜集及整理,注重史学教育功能和历史知识的传播普及以及严谨持重、议论客观独立,擅长归类总结和史实考订等特征。左氏史学亦有研究范围狭小、未做专题研究等缺憾。总体而言,左氏不失为一位多有建树的近代史专家。

杨没累与王光祈、左舜生的交往考——兼及莎菲的原型问题

杨没累是丁玲的中学同学,一度被认为是莎菲的原型。丁玲在回忆中,言及杨没累“原同国家主义派的几个才子易君左、左舜生相熟”,但笔者梳理文献发现,实情并非如此。杨没累与易君左从不曾谋面。有文字之交的,唯有王光祈。1919年,她与王光祈各有两封书信往复于《少年中国》杂志,旨在探讨妇女出路和婚恋问题。1927年,她发表《评王光祈论中国乐律并质田边尚雄》,与之切磋中国乐史研究中的问题。1920年,王光祈赴欧留学之前,在上海逗留月余,或曾引荐杨没累与左舜生会面,他对杨没累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然,杨没累决不是莎菲。

左舜生与西安事变——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走上一致抗日的正确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安事变也为左舜生争取政党合法化与加强国、青两党合作抗日提供了历史契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左舜生实际领导的中国青年党实现了从反蒋独裁、野战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思想与策略的转变,但仍然没有改变其反共抗俄的立场。

左舜生与民盟之间的离合评析

民盟是民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第三种力量,在抗战救国与民主宪政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合”意指左舜生是民盟重要的发起者、筹办者、早期实际领导者,也是民盟早期重要活动的参与者,他为抗战胜利、民主宪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离”则是抗战胜利后左舜生背信弃义,为了一党私利,率领青年党公然退盟,支持国民党反共内战,是彻底反动的。左舜生与民盟之间离合彰显了他由“左转”向“右转”的政治心路历程,其动因与影响是多方面的。

左舜生联合抗战的活动和主张

抗战期间,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践行书生救国的担当与抱负,从学理上阐述日本侵华的罪行及危害,反对不抵抗政策,开展学术救国与舆论救国,并参与一些社会抗战团体活动,联合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改善国、青两党关系,促进共同抗日。尽管左舜生身上具有阶级局限性,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值得肯定,并能积极联合各种政治力量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

论王光祈与左舜生

王光祈和左舜生二人虽然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却保持了终生的友谊。维系友谊的一是对彼此品性的欣赏,二是共同的信念,即始终坚持爱国、救国。

左舜生与湖湘文化

中国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是湖南长沙人,他早年一直生活在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浸染。他认为,近代湖湘大地之所以人才辈出,是继承了周敦颐、王船山等一代又一代湖湘先辈所开创的湖湘文化的结果;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内核成为湖湘人士的思想精髓。同时,在左舜生身上,湖湘文化的影响全面而深远,塑造了他的思想和个性,包括爱国主义的精神、坚忍不羁的情怀、冲动缺乏理性的个性等。

左舜生与少年中国学会思想论争

青年时期的左舜生既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也曾是其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与《少年世界》月刊的责任编辑,直接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存续期间的多次思想争锋,对小组织问题、家庭教育问题、学会是否应确定主义问题、会员是否应参与政治活动问题等均有创见,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党”“国”之间：论国青合作之形成(1931-1938)

青年党曾经长期与国民党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动调适,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这成为青年党政策调整的起点。1933年,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妥协并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西安事变及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系密切化。此后两党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的合作抗日局面。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国青合作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国难与反共是两党合作的基础,而"宪政"与"训政"之分则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在自身利益与国族利益之间权衡博弈,最终在"党""国"之间寻获大致平衡,共同步入抗战建国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青年党经费问题探析

中国青年党是民国时期继国共而起的第三大党,曾经在民国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青年党的经济状况一直处在困顿中,其主要经济来源是党费、党员收入税及特别捐,还有社会捐助及政府资助。这些收入并未解决其经费问题,而且弊端重重。为此,青年党曾经寻求另外一些自助之道,希望通过减少开支、"以脑养胃""以报养报"、发展党营实业、创办基金等方式来加以缓解。不过,受各种条件限制,也没能根本扭转经济困局,而这是青年党难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缺少独立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黄炎培与皖南事变善后的特别委员会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影响中国抗战大局和国共关系的重要历史事件。事变发生后,为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国共两党团结抗战,黄炎培等中间党派的一些参政员以国民参政会为依托,与国共两党几经磋商,提出设置特别委员会。

读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谈话有感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博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主席之邀,飞赴延安访问。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到他家作客。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胡风冤案的教训

胡风冤案是建国后的第一个文字狱。胡显中在《时代论评》1989年第2期上以《对胡风冤案的反思》为题,撰文认为,胡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以人治代替了法制。

杨贤江与“少年中国学会”的解散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社会激变的产物。它酝酿于五四前(1918年7月),成立于五四后(1919年7月)。它的宗旨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的中国”。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其宗旨和崇尚的信条反映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求知、求新、求变革的愿望。“少中”发展的会员需五人介绍,经评议部通过方为认可。“少中”初期尚能保持一定的质量,最盛时会员达一百零八人,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赵世炎、恽代英。

延安的一次“窑洞对”

黄炎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1945年6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访问延安,为国共两党谈判搭建桥梁。不久,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欢迎。其后,除王云五因病受阻外,其他6名参政员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7月1日,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子很愕然,一问才知道,1920年杜威访华时,黄炎培曾请杜威在上海演讲,当时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黄炎培在同中共领袖交谈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朴实稳重",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民厚里前尘往事

与北京的四合院类似,石库门民居是老上海的标志性建筑。石库门不但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同时也承载了大量精彩的旧闻轶事。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民厚里不得不提。上海《新民晚报》前身之一《新民报晚刊》1945年11月7日刊登过一篇署名＂白猿＂的文章：《文坛怀旧录：郭沫若与创造社》,文中讲述了一段民厚里的经年往事：

民国几代知识分子的不同梦想(二)

风流人散"90后"做桃花源之梦的人远多于做公民梦的。中国离现代国家还有非常漫长的过程,从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因为他们是这个民族受过最好教育、最好训练的那一群,但是他们同样活在一个古老的中国,活在中世纪的中国,他们没有成为一个以公民为志业的知识分子80后那一代人的梦想受挫,宋教仁被暗杀了,鲁迅说自己颓唐了,历史的下一页就翻到了90后一代。得寸进寸1891年出生的胡适之从美国回来时,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跟讲台下的学生在年龄上是同一代人。

抗战名曲《毕业歌》

《毕业歌》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所拍电影《桃李劫》的一首插曲。影片《桃李劫》摄于1934年,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左翼电影阵地——电通影片公司制作的第一部影片。电影《桃李劫》描写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一对有社会抱负的、正直的知识青年坎坷的生活道路及其命运悲剧。

毛泽东对“窑洞对”的历史底气

“窑洞对”经过1945年7月1日,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一架飞机降落在延安简陋的机场上,从飞机上走下来6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黄炎培、褚辅成、冷僑、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他们来延安的目的,就是想促成国共双方恢复和谈。

民盟从筹建到1947年解散的历史定位

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加强了对民盟的暴力压迫。11月6日,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对于民盟的解散,人们从政治角度作过各种解释和评价,作为谈判起草民盟判解散文件的当事人黄炎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