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争前中日关系之变化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1885年4月英国制造的巨文岛事件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两国面临的最大外交课题,也是甲午战争爆发前中日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围绕巨文岛事件,中日分别在对英外交、对朝外交和中日两国外交三个层面进行了较量,这实际上是一场中日围绕宗属体制的较量。以巨文岛事件为契机,《天津条约》签订后中日在朝鲜对等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中国掌控东亚外交主动权,日本孤立被动的格局。中国成功地在东亚国际关系中强化了中朝宗属体制,将《天津条约》签订后,朝鲜为中日两属之国的状态,恢复到之前的中国专属状态,并给日本的"属邦批判"论和朝鲜"独立国"论彻底打上封印。1885年中国在巨文岛事件外交上的胜利,使日本失去了在《天津条约》中取得的外交优势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巨文岛事件发生之后的十年期间,《天津条约》一直呈现出一种空洞化状态。

巨文岛事件对朝鲜半岛地缘战略地位的影响

明清时期朝鲜半岛处于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平静状态,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势力的崛起,引发中日之间围绕朝鲜半岛的争夺,朝鲜半岛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东北亚开始显现。以英俄在欧亚大陆的争夺为背景的巨文岛事件,是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意义从东北亚扩散到欧亚大陆乃至更大范围的转折点。

论福泽谕吉对巨文岛事件的认识

巨文岛事件发生前,面对英俄在东北亚的争夺,福泽谕吉在对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局势表现出危机感的同时,将朝鲜喻为夹在日本和外国间之"蒲团"。事后,他认为朝鲜应"联英防俄",将俄国看作是朝鲜、中国以及日本的最大威胁。并且,他还认为朝鲜的灭亡难以避免,表达了为了朝鲜人民可以"祝贺朝鲜之灭亡"的观点。

19世纪晚期中俄英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角逐——以“巨文岛事件”为中心的分析

巨文岛事件是英俄殖民争夺在东亚的一次交锋,英国占领巨文岛,目的在于牵制俄国兵力,以获得与俄在中亚对峙的优势;俄国抗议英对巨文岛的占领,是为了清除其实现远东政策的障碍;清政府居间调节,充分体现了其"以夷制夷"政策的运用。巨文岛事件始末,暗含了三国在朝鲜半岛各自的战略诉求。

有关《李鸿章全集》中朝鲜巨文岛占领事件的史料考订及其意义

笔者在利用《李鸿章全集》①时,发现其中有关朝鲜巨文岛占领事件的相关史料中,有若干史料"日期不明确",乃至错误。由此,笔者依据其他相关史料文献,对《李鸿章全集》中G11-03-008附《朝鲜外署复英使电报》等两项史料的"日期不明确"、整理编辑位置、内容说明等做出考订,并指出其考订意义,以期更有效正确地使用《李鸿章全集》,由此进一步了解朝鲜政府围绕巨文岛占领事件的外交政策制订过程,及在此事件中的清韩外交关系等事实真相,也提示在史料使用过程中需要缜密的勘对和分析。

浅议英国强占巨文岛事件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1885年发生的英占朝鲜领土巨文岛事件对东北亚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巨文岛事件爆发约十年后在东北亚地区爆发了甲午战争,约二十年后爆发了日俄战争。本文主要探究巨文岛事件后东北亚地区英、俄、清、日各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对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两次东北亚地区近现代重要战争的影响。

伍廷芳与中日长崎事件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是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它是列强矛盾斗争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两国相互敌对的结果,更是日本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的结果。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参与了本次事件的处理,制定了灵活机动的外交原则,指导了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为中国赢得甲午战争前惟一的一次对日外交胜利。

19世纪东北亚国际关系刍议

19世纪是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形成时期,该世纪下半叶,中、日、俄三国间的传统关系发生巨变,朝鲜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并首次提出三八线问题。由于欧美列强的强行介入,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华夷朝贡体系终结,东北亚国际关系由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演变为多国互动和相互制衡,典型的近代国际关系形成。

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朝鲜外交政策

1885年4月发生的巨文岛事件是朝鲜与英美各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被编入不平等条约体制后,因同一事件首次以万国公法与西方交涉,同时又以属国身份展开清韩外交的外交事件。面对领土受到侵略,朝鲜以维护国家权益为外交重点,一方面利用条约成员国的立场,依据万国公法和朝英修好条约文本与英国进行交涉,同时又依靠传统宗藩朝贡关系积极援用中国为之出面"调停",最后使英国退出巨文岛。朝鲜在巨文岛事件的外交交涉过程中,无论就国王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还是就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金允植对英国和各条约国的外交行为而言,皆显示了传统宗藩体制和近代条约体制双重国际关系秩序下朝鲜自主、积极外交的一个真实侧面。从这种意义上讲,巨文岛事件不仅是研究19世纪80年代朝鲜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了解此时期清韩外交关系乃至东亚国际关系的重要契入点。

1892年后中朝关系由冷变暖的原因探析

朝鲜在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就开始了挑战宗藩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艰难历程,先是依靠日本,继而援引俄国,后又依附美国,最终制造了危及中朝宗藩体制的"朴定阳案",致使中朝关系降到了历史的冰点。但终因"不沾不脱"原则挤压了朝鲜争取自主活动的空间、美国口惠实不至的作为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自1892年起,中朝两国关系迅速回暖,重新进入了"蜜月期"。

论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以夷制夷策略

本文试图对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实行的以夷制夷策略予以探讨,以为抛砖引玉之意。一、以夷制夷策略的提出和确立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实行的以夷制夷策略,是在资本主义列强角逐东亚、争霸世界的过程中提出并逐步确立的。19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东亚地区成为列强角逐的主战场。地处中、日、俄三国之间的朝鲜自然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

英国海军东北亚基地的构想与实践(1875-1898)

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海军的"中国舰队"多次尝试在东北亚夺取属于自己的海军基地,构建以"香港—东北亚"为双中心的东亚海军部署格局.为此,英国先后于1875年对东北亚进行测绘,1885年占领巨文岛,1898年租借威海卫.基于测绘东北亚和侵占巨文岛的经验,英国海军最终成功将威海卫改造成"夏日海军基地",兼具军港和疗养院性质.英国海军对东北亚军事基地的构想与实践,成为重新解读巨文岛事件和威海卫租借地的研究视角,可见海军力量在英帝国东北亚战略制定中的重要作用.

清政府一次失败的外交攻势——论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的原因与影响

1885年10月,清政府释放大院君李昰应回国,是中朝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事件的全部过程显示,这是李鸿章主动实施的一次外交攻势。李鸿章试图利用当时的国际形势,遏制朝鲜背清自立的倾向,封杀日本"共同管理朝鲜"的构想,借此强化对朝宗主权。但由于其过分看重与大院君李昰应治国理念的一致性,高估了李昰应的国内个人威望,低估了朝鲜政府的排拒意志,致使中朝关系急剧恶化,并引起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调整。事实证明,释放李昰应回国是一次高风险、低效益的外交投资,是一篇失败的外交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