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的巨额化与有限社会化分散机制

当前,证券虚假陈述损害赔偿出现了巨额化现象,导致威慑过度与赔偿不足的双重困境。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巨额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侵权法的过度扩张,凸显了完善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法律制度的现实需求。要建立健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分散机制,但社会化分散机制是有限的。这些有限的社会化分散机制包括侵权人赔偿梳理、责任保险制度和公平基金制度等。同时,还应适当限缩证券虚假陈述民事法,进一步发挥合同法对特定的专业投资者的救济功能,引入非故意的被告赔偿责任上限制度。

车企自研芯片的背后,巨额投入值不值?

科技浪潮风起云涌,小小的芯片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如此的重视。几乎所有的硬科技产品,都离不开优秀的芯片支撑。随着汽车行业的智能化向纵深演进,整车企业也开始重新审视车载芯片战略和供应模式。

上市公司巨额商誉减值问题研究--以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近年来,巨额商誉减值风险已经成为企业并购活动和资本市场监管部门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对其连续并购形成的巨额商誉减值情况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高伟达巨额商誉减值形成的成因以及后果。研究发现,由于采取迎合式评估方法、业绩承诺协议不合理等原因,高伟达产生了巨额商誉减值。文章最终提出对应的商誉减值风险防范对策。

排除合理怀疑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认定中的运用——以一起监委办理的案件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人,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构成本罪。作为《刑法》中唯一在罪状中规定可以要求行为人进行说明的罪名,在认定逻辑上有别于其他罪名,在如何判断证据是否已达确实、充分标准上易出现争议,是监察实践中的一个难点罪名。

日本政府出台巨额经济刺激计划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总额高达37.4万亿日元(约合2489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远超疫情前的平均水平。目标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国内投资,将潜在增长率提高到1%,与美欧各国看齐。以往的刺激计划并未能改善经济本质,巨额援助能否持续拉动增长尚无法预测。

无罪推定原则视野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了最新的修正,但该罪却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着诸多矛盾。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进程出发,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与无罪推定原则进行博弈分析,将该罪名修改为"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罪",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完善相应的金融监管体系,更有利于惩治贪污腐败犯罪。

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杨秋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中规定的一种新罪，它为惩治手段诡秘的职务类经济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强化廉政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但...

基于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巨额冲销动因研究——来自深沪两市1998-2002年的经验证据

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盈余管理包括收益平滑、巨额冲销和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巨额冲销就是有意做大亏损,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秘密准备,以便企业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账面上"扭亏为盈"。从1998-2002年间利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进行巨额冲销的55家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中,发现巨额冲销与董事变更比例正相关,与企业规模负相关。防止巨额冲销行为,应从完善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入手,主要监管对象是董事变更比例大的中小上市公司。

开放式基金巨额赎回情况下预留现金比例的确定方法

巨额赎回是造成开放式基金流动性风险的主要原因。当发生“挤赎”现象时,就要求基金管理人要有足够的现金来满足投资者的赎回要求。本文就开放式基金的现金预留比例问题建立了模型,在赎回量服从GAMMA分布的情况下,得出不同概率条件下的最优现金预留比例,从而为基金管理人规避这种由巨额赎回引起的流动性风险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共存的机理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是其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是美国国际分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果。经济繁荣造就了巨额贸易逆差,巨额贸易逆差则对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低失业、低通胀做出了贡献。可以说,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强大的表现,而不是竞争力下降的标志。从美国经济这一特殊表现来看,我国要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逐步将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向型经济,并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巨额贸易逆差与美国经济增长并存:美元因素及其隐忧

美元因素是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之一。美元的特殊地位,使得美国不但享有“无泪赤字”,获取“铸 币税”,转嫁国内风险,而且直接促成美国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维持其巨额贸易逆差之下的经济增长。美国这 一经济体系要保持可持续性,需要强势美元做基础。而长期巨额贸易逆差,加之欧元崛起,又造成美元长期的贬值 压力,威胁其经济增长。尽管美国为吸引资本流入、维持强势美元做了较多努力,不过美国这种巨额贸易逆差、经 济增长与强势美元同时并存的潜在风险不可小视。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客体为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形象。本罪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有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事实存在，行为人负有向有关机关说明巨额财产真实来源的义务。行为包括行为人能够说明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而拒绝向有关机关说明其真实来源。公务人员的特征为合法性、公共性和管理性。公务应和劳务相区分。本罪的证明责任为法律规定的事实推定，它和有罪推定原则不一样。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行行为的重新界定:非法获取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实行行为并非"不能说明",也不是"持有"巨额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以"不作为"作为本罪的处罚依据具有明显的不周延性,难以涵盖因客观原因造成的不能说明或者概括性说明。持有犯罪的本质在于持有行为本身抽象的或现实的客观危险性,危险性源自于持有对象本身的重大利益相关性,财产仅仅是交换媒介,不能成为持有犯罪的对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罚的是获取巨额财产的非法行为本身,这种非法由法律推定完成,"以非法所得论"表征了这一点。"不能说明"只是"可以说明"的同义表达,为推定非法提供了出罪路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刑法新增加的罪名,笔者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要件入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对差额部分的财产何为"数额巨大"、差额财产部分的数额计算、关于"责令说明"的有权机关以及"不能说明"的时间界限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国外巨额污染损害赔偿对我国环境法制的启示

近来国内外连续发生重大污染事件,尤其国外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法律处理结果引人关注。案例对比分析表明,在对环境污染的执法处罚方面,我国与国外存在明显差距,包括:国内处罚标准偏低,国外重罚趋势形成;国内污染损失难定,国外评估制度完善;国内企业违法成本偏低,国外政府出面进行索赔。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对污染企业实施司法赔偿来强化环境法制权威:一是靠赔偿提高违法成本;二是靠诉讼树立法制权威;三是靠政府索赔生态环境损害。

美国高等教育巨额匿名捐赠现象浅析

美国每年都有不少高等院校收到巨额匿名捐赠,其数额甚至高达3.6亿美元。笔者认为,这些机构或个人自愿向高等院校提供巨额捐赠且不求利益回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受赠院校的信任,而信任的基础是有效的制度安排、充分的信息披露以及专业水准的捐赠基金管理和运作。

基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巨额冲销盈余管理研究

随着监管手段的加强,上市公司进行巨额冲销盈余管理的手段更加隐蔽,利用会计估计变更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形逐渐增多。为了对巨额冲销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有必要进行会计估计变更视角下的巨额冲销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研究。文章以2012—2014年间披露了会计估计变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基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巨额冲销盈余管理与公司规模显著负相关,与负债水平显著正相关,与高管变更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不具有显著相关性。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经济学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实践困境,使得该罪多受学者的质疑,很多学者从罪名、犯罪构成、证明责任、刑罚适用等方面探讨该罪的缺陷与不足。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探讨该罪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考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成因,指出只有通过修改条文,实现其刑法效益的最大化,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该罪供不应求的市场状况。

惩治腐败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研究

腐败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一大毒瘤 ,惩治腐败是民心所向。刑法上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正是适应了反腐败斗争之急需。本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多争议。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客观方面是持有犯罪还是不作为犯罪。实践争议的焦点在于若干实务问题的司法认定 ,即若干“说明”

顺应的“苛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修正案草案解读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实质应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其并非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也不是"有罪"推定。《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加重了本罪刑罚幅度,有扩大其作为"兜底"、"补漏"条款适用之虞;而本罪获得修正、重视,进一步呼唤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阳光法案"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