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齐婚俗及桓公内行——《齐“巫儿”婚俗探析》读后

东夷就是齐地。东夷齐地古有君子国之称 ,因而是羲农文化或羲炎文化的发祥地。君子之国 ,礼义之邦 ,故为孔墨渊源所自。太公是东夷人 ,故行“因俗简礼”之政。其通利末之道” ,因而促成“商品经济的发达” ;“极女工之巧” ,因而有妇女经商行贾 ,有“女闾”出现。行商妇女不是娼妓 ,不当信犬见雪而怪吠。襄公、文姜是私通内秽 ,无社会性、普遍性 ,战国秦汉间齐多神仙方术之士 ,但与“‘巫儿’婚俗”则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桓公淫佚骨肉又甚于乃兄”的判谳 ,可待《书虚》扫除蔽目的一叶。

再谈齐“巫儿”婚俗

齐“巫儿”婚俗始于春秋时期,直至汉代仍在齐地流行,是“同姓不婚”主旋律下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关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关于“夷人文化”的评价,我们要用发展的和实事求是的观点。齐桓公“淫于骨肉”说是有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齐“巫儿”婚俗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宗教背景。

齐“巫儿”婚俗探析

齐“巫儿”婚俗始于春秋时期 ,直至汉代仍在齐地流行 ,是周代“同姓不婚”主旋律下一个不和谐的音符。齐巫风仙气的浓郁 ,为齐婚俗带有“巫”的成分提供了良好的生成土壤 ,而商品经济的发达 ,又使齐地风俗体现出礼教精神淡薄 ,加之东夷土著习俗根深蒂固的影响 ,使齐婚俗明显带有地方特色。

齐“巫儿婚俗”再探讨

文献所谓“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以及桓公“妻姑姊妹”不能够成立,齐襄公、桓公的淫乱属于婚外性关系而非兄妹血缘婚。春秋齐国社会已不承认并且谴责非婚乱伦关系,故不可能由襄、桓淫乱导致“巫儿婚俗”。齐女居家不嫁的“巫儿婚俗”不是宫廷和民间普遍存在的状况,只是部分大家庭出于迷信观念而保留经常性祭祀活动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齐俗,妇人首祭祀”,一般是以家庭生活为内容的小祭祀,古已有之,并非齐女垄断了家庭、家族的祭祀活动。

巫儿—神女—上仙——道教女仙瑶姬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瑶姬形象的生成与演变与时代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在原始宗教盛行时期,瑶姬负责诱导生殖,以其职业的神圣性受先民崇拜。战国时期,瑶姬成为不死之神女,其功能是满足异性的长生及情欲之需求。在后期的道教文献中,瑶姬成为具有贞专之性的上仙。

女闾、巫儿、不亲迎及其他——齐地女性与婚俗问题新考

齐地女性及婚俗有几桩独特的现象:女闾、巫儿、不亲迎、夜晚迎娶。这些现象乃原始习俗之孓遗。齐地遗存这些原始习俗,乃齐国建国方针所致。

从巫山神女到泰山玉女

楚辞中的巫山神女原型,与泰山有着密切关系——最早见于经籍的巫山在齐国泰山附近,巫山之名又源自齐地的"巫儿"风俗;而传说中之巫山神女与巫儿相比,身世、行为、职司及男女遇合都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巫山神女的原型之一,即是来源于齐地巫儿。后来随着楚国北进,齐地巫儿"远嫁"荆楚,但其神格依然在故乡部分遗存。通过对历代关于泰山玉女大量文献的追索后发现,后世出现的泰山女神玉女元君形象中,便依稀可见巫山神女的影子。

汉代性别史三题

在汉代性别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议或成为定说的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如第一,关于齐地“巫儿”风俗,作者参照文化人类学资料,不同意“巫儿”是古代内婚制遗存和“巫儿”即赘婚两种意见,认为“巫儿”实际上是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因与神灵交往而不能与人发生性关系习俗的遗存。第二,关于祓禊,学界的一种看法是,它反映了当时的求子习俗,作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认为祓禊与求子无关。第三,关于不举女婴,学界普遍认为这一现象在汉代广泛存在,并将之作为古代社会性别歧视的重要依据。汉代社会杀婴的原因有多种,最常见、最普遍、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杀婴,多数情形下是男女均不举,因此不宜简单地将之作为汉代社会重男轻女的根据。

《鄘风·桑中》新论

《毛诗注》所谓"《桑中》,刺奔也"的说法,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情诗说等皆不符合《桑中》诗之事实。根据诗文所提供的信息,该诗反映的其实就是一种原始社会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