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扑:巫性思维及存在的介质化

拓扑的本质是一种巫性思维,它指涉三个命题:审美先于认知,神话生长历史,存在介质化。三者的关系是:审美领承本体神性,神话超越历史逻辑,介质化指涉生态人格。拓扑是统摄三者进入存在建构的根本方式。

神性·巫性·智性——论早期湖湘文学的精神气质

早期湖湘文学以其独特的地理文化场域,历史地形成了“神性”“巫性”“智性”三元交替而又互为含摄的精神气质。“神性”体现在原始部落原逻辑思维下的创世神话、天地开辟的叙事母题,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神秘玄想“。巫性”主要体现在楚巫文化主导下的巫歌神辞,凭附于巫祭信仰和仪式以传达“趋吉避凶”的价值诉求。伴随巫文化的理性化进程,以《楚辞》为代表的文人文学在充满诗性的文艺展演中,受儒道思想启迪的伦理情怀与生存智慧影响,蕴含着忠君爱国、道义担当精神的“智性”之美。神性、巫性、智性深刻影响了后世湖湘文学乃至湖湘文化的存续与发展。

苗族巫文化的原型与巫性略论

从原始宗教作为文化原型的角度,考量了苗族巫文化的原型——苗族原始宗教及其核心要素鬼神崇拜,考量了苗族巫文化的巫性特质,并分析其成因,期冀对原始宗教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一鲜活的范例说明。

湘西苗族音乐的“巫性”特征

从湘西苗族音乐的巫文化特性出发,阐述湘西苗族音乐艺术的"巫性"特征及表现,对湘西苗族音乐所表现出的原始性、宗教性等特征进行分析。

原始音乐中的巫性

对原始音乐的了解,我们后人只能从考古实物、图像或是文献资料的传说上推测,因为它是口头相传的。巫术说作为众多音乐起源的论说之一,不能完全否认其存在的价值,至少原始音乐中是含有巫性成份的。文章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证实巫这一原始宗教形式与当时音乐有着密切联系, 所以应从客观的历史的视角去认识它、接受它。

论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小说的巫性书写

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后期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神秘巫性色彩的小说,其致力于原始信仰的诗意表达和自然生命力的彰显,人神合一、人与动物神秘互渗、野性生命、本真人性、生殖崇拜等种种土家族巫文化元素渗透于作品之中,其巫性思维下的叙事方法则带给读者神秘的阅读体验。

母性、巫性、神性的共存与转换——论迟子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迟子建是一位擅长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对女性的想象与建构也往往异于其他作家。迟子建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多重的内涵,除了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外,她们身上还闪现着母性的光辉、巫性的诡秘与神性的瑰异。在这个母性、巫性与神性共存的世界中,迟子建不仅描绘出了她们生命的坎坷,更刻画出了她们生命的壮阔和追求极致绽放的权力;并且通过对母性、巫性与神性的书写,使生命超越生与死的界限,完成了对原初生命的礼赞,达到圆融的状态。

湛江傩舞的巫性之韵

傩是一种巫术活动,是古时腊月驱鬼逐疫的仪式,是人们运用思维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是中国最古老、最深厚、最具生命力的活态文化遗产。地处于祖国大陆的最南端,属世界两大雷区之一的湛江,随着时代的更迭、社会的发展,人们敬崇雷公,对雷神的崇拜在融合传承中形成了独特的雷傩舞。本文主要从湛江傩舞的巫术礼仪;湛江傩舞的"面""服""音";湛江傩舞的巫风意象三个方面进行深度挖掘,从而揭开神秘而庞杂的文化复合体,探索巫性之韵的魅力所在。

中国巫性美学何以可能——兼谈中国美学的“本土化”研究

从原始巫性文化角度探析中华审美意识的发生,论证中国原始巫性文化的人文特质,揭示从原始巫性走向审美诗性的内在机制,是中国美学的一种“本土化”研究。中国巫性文化的本土特质包含五个方面:以“大巫”居于重要地位;作为汉文字、类比思维、实用理性的历史与人文前导,对于科学技术具有某种程度的“宽容”;以祭祀祖神作为“中国巫”的独特品类,蕴含“生生哲学”的人文机制;从“巫”向“史”,形成影响深巨的“巫史传统”;封建王朝一般都对“大巫”文化采取崇尚与肯定的文化立场与国策。而从原始巫性转嬗为审美诗性的可能在于:原始巫性本就蕴含诗性审美这一历史与人文基因;构成中国美学主要范畴架构的“气、象、道”中,“巫性之气”成为中国式的“作为文化哲学的美学”的本原本体,“巫性之象”成为中国式的审美意象、意境说的历史与人文根因根性之一,“巫性之道”因其“实用理性”而历史地构系于德性生命“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巫性的“吉凶”判断,与审美诗性的性质不一而结构相同,可证从原始巫性走向审美诗性之可能。

诗性·巫性·神性与审美根性——中国易学与美学发微

本文主要从新的宇宙观视角出发来探讨与中国美学相关的一系列审美根性问题,认为审美根性的问题研究是关乎人天之际的,不能仅仅局限在短暂和狭隘的时空中;人类的审美之根在于天性和神性,而审美的开端则是因为神性赋予巫性,即神人的降生改变了自发审美的时代,使易学时代逐渐孕育出人类的文明,并使人类在诗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中不断选择趋向于诗性思维的中和之美。在理清中华审美文化的主流是易学加审美的基本模式不断演进之后,本文还试图阐明中国易学与美学研究可以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方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呼吁政府与社会各界在当下时代大变局中应该开始重视易学与美学相结合的研究与运用。

遇见:本体审美的叙事性指涉

美即审美,即遇见;遇见就是审美,就是美。美是从对象讲,审美是从主体讲,遇见则是从本体讲。遇见是一种境遇,即主客及他者及环境以及世界共在的审美状态。本体审美的关键是主体性的介质化,本质是进入巫性思维,旨趣在于解构张扬矛盾冲突的叙事模式,其成果是本文表象与意象文本的同一,即寓言化。

时间现象学:《周易》的巫性“时”问题

《周易》的人文本涵之一,是巫性"时"问题。《周易》的时间意识理念,具有独特而深邃的人文素质,成为中国哲学的人文根源。《周易》的巫筮结构是它独一无二的"时"结构。所谓人的命运,是处于神性时间与人性时间之际的巫性时间。《易传》所言"见乃谓之象""知几,其神乎",与现象学关于巫性时间的趋于哲理的内涵相系,显示了时间现象学的独特意义。《周易》的巫性之象,一定程度上是现象学的"假象""显似",既开显又遮蔽,有碍于真理的呈示。

中国巫性美学:作为文化哲学的美学

巫是拜神与降神、媚神与渎神、畏天与知命、灵力与人智的有机结合和妥协。巫性,处于神性与人性、巫性崇拜与诗性审美之际,是新创的一个审美人类学的学术范畴。中国巫性美学,介于神性美学与人性美学之际,是以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关于巫学的视野与进路,以巫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美学的新品类。巫性与诗性的关系,既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

巫性:中华文化的原古人文根性

对中华文化原古人文根性问题的研究,须运用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而非一般哲学的理念方法。在认同原古巫术与神话、图腾皆为原古"信文化"的前提下,对三者加以学理之区分。中华文化的原古人文根性,从文化形态学角度审视,在春秋战国之前,以原古巫术文化为基本而主导,伴随以原古神话与图腾,构成中华文化的原型之一及其动态三维结构。从有关文字学、神话传说、古籍记载与考古发现等四方面,证明巫性作为中华原古人文根性何以可能。作为一个新创的人类学与文化哲学范畴,巫性,是春秋战国前中华文化基本而主导的原古人文根性。巫性处于神性与人性、神格与人格之际。既媚神又渎神、既拜神又降神。迷信与理智交互,糊涂同清醒兼具,委琐和尊严相依,崇拜携审美偕行,是"畏天"与"知命"、"灵力"与"人力"之文化的有机结合与妥协。

从原古巫性到审美诗性的转换

本文简论从原古巫性到审美诗性的转换如何可能,这是一个烦难且为今日文化学研究所忽视甚至遗忘的问题。并认为在文脉上,艺术审美的人文根性之一在原古巫文化,诗性与巫性审美具有不解之缘。

略论中国早期巫性文化与审美诗性的文脉联系

中国早期'信文化',以巫性文化为基本而主导,伴随以神话和图腾。巫性,处于神性与人性之际。早期巫性,作为诗性审美的人文温床之一,历史地养育了原始审美。巫性崇拜与诗性审美,既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从早期的巫性到审美诗性的文脉转换,是一个'异质同构'的动态过程。

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与巫楚文化

本文认为,韩少功八十年代中期的系列寻根小说及九十年代的长篇巨著《马桥词典》,都得益于巫楚文化的深深浸润。巫楚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原始宗教意味的区域性文化,巫楚文化相对于中原儒家文化具有明显的异质性:非正统、非规范、非理性。韩少功正是基于对巫楚文化特性及其历史意义的理解,在建构“民族的自我”的思想背景下,关注巫楚文化,并对巫性生命形态作审美化的观照和提升,对巫性思维方式作艺术化的吸收与借鉴,从而参与中国现代民族文学和文化的转型与建构。

论韩少功寻根小说的楚文化底蕴

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少功的一系列寻根小说和他作于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表现了浓郁的楚地特色,作家深受楚文化的滋养与浸润,使得他的寻根小说蕴含着深厚的楚文化底蕴。他作品中表现的原始巫性思维方式和楚地风俗以及屈骚艺术精神对其作品的潜在影响都是楚文化底蕴的表现。

艺格敷词视角下《查布克夫人的画像》的图文关系研究

《查布克夫人的画像》是拥有"卡夫卡传人"之称的美国当代作家杰弗里·福特(Jeffrey Ford)二度问鼎世界奇幻奖的实力之作。故事集艺术、血案、巫术、悬疑、奇幻多种元素于一体,内容丰富、情节引人入胜。与该作品相关的文献能够查阅到的仅有少数简短书评,尚无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文章从艺格敷词的视角切入,希望通过研究小说中的绘画元素抛砖引玉,吸引更多学者对该部优秀的美国当代小说作品进行深入研究,丰富对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研究维度与内容。

作家残雪与巫楚文化——湖湘文化教学探究

巫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存,深深根植在湖南女作家残雪的血脉之中。以＂女巫＂形象登上文坛的湖南女作家残雪,通过迷狂式的创作、人与自然合一的意象及呓语式的独白等巫性叙事,造就了中国当代小说中独一无二的神秘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