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为巫祝宗主之谜与名字巫术论

夏禹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被巫祝人员视作宗主,称为"神禹"。禹因"半枯"而形成瘸子步伐"禹步三",被巫师用来作为震慑鬼魅的特殊步伐。禹为什么被巫祝尊奉为宗主?这是因为禹在平治水土过程中"主名山川",古人还进一步认为世界上山川草木以及各种动植物之名都是大禹所命名的。这种现象就是"名字巫术"。在早期先民看来,名与物是不可分的,语词具有神秘而巨大的力量,谁知道事物之名,谁就享有支配此名词所指之物的神秘力量。正因为禹被认为在治水之后主名山川百物,所以他便有控制世界上万事万物以至于妖魔魍魉的神力,于是"神禹"被尊为百巫宗主,而"禹步三"也就成了巫师扮作大禹压胜鬼怪的特殊方术。

由同源字管窥古代巫祝文化

同源字是具有语音相同或相近、语义相同或相通、有共同语源三大特点的一类汉字。以汉字文化为经线、同源字分析为纬线,将同源字以文化意义的视角进行整理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巫、舞同源,舞、武同源,尸、陈同源,祝、咒同源。巫、舞二字包含有跳舞祭神、娱神,并与神灵沟通的意义。尸、祝、巫都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角色,有着转达神主之意、完成人神交流的职能。

一种文体生成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的再思考

刘师培所倡"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虽然在"祠""祝""巫"诸字的训释方面存在缺失,但其将文体的发生与巫祝相联系极具启发性。刘氏主张"古学出于官守"的官守论,这是其"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的重要基础。刘氏所谓"文"与"文学"主要指韵文,"巫祝"则指王官。论者或由此引申出泛巫论,则未必合乎实际。传世文献以及战国秦汉简帛所见巫祝之辞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可验证刘氏"巫祝之职,文词特工"的说法,为探究中国古代文体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线索。

巫祝传统、历史传统与屈原死国的观念形成

屈原在“远逝以自疏”的犹疑中,选择坚守“保乂王室”的彭咸遗则,这是屈原在巫祝传统中试图纾解现实困境的精神寄托;其无法实现之后,只能从历史传统中寻求出路,伍子胥、申徒狄等强谏而死、以明心志的行为,成为屈原死国的现实出路,使其最终选择沉江明志。

巫祝“立言”论

巫,以动作沟通人与鬼神,"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祝,以言语沟通人与鬼神,"祝,祭主赞词者",或为主人飨神,或为神致福主人。祝官之辞常兼具"事鬼神",通人间"上下亲疏"的功用,以"利民之语"为特征。因此,巫祝沟通人与鬼神,以人为主。巫祝之辞,或询问,或祈福,或赐福,或诅咒。巫祝"立言"以"六辞"为代表文体,《逸周书》有《殷祝》《周祝》以"祝"命名之篇,又是"祝文"总汇。祝官之辞又与颂、诗等文体相关,且与祭文、赞文、哀文、诔文等有所关联,任昉《文章缘起》以汉董仲舒《祝日蚀文》为最早的"祝文"。巫祝"立言"的本质特点即以人为主的人神交流,对人神交流、天地交流文学境界的开创有所影响,屈原所作之《九歌》《招魂》《橘颂》《离骚》等,都具有以人为主沟通人与鬼神的意味。巫祝"立言"的人神交流传统,对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在于创造出人神交流的世界而非单纯的鬼神世界。巫祝"立言"的人神交流传统,促进着抒情意味的强化、文字撰作的诚敬等古代文学观念的生成。

周公本为巫祝考

巫、祝是古代人和神之间的中介人。他们通过占卜、祭祀、祈祷、歌舞等仪式,招请神灵,并用神的降临或附体的表现方式,向人们传达神的意旨。殷商时代,大量出土的甲骨卜辞正是巫教与巫术的生动材料。巫祝集团主持祭祀礼仪,掌管典章制度,记录卜兆筮辞,权力很大。周人灭商后,继承了殷礼,宗教职务分别由巫、祝、卜,史等分管,在西周政权中仍居有显赫地位。而宗教职务的首脑人物,我则以为是周公。周公原本为巫祝,证据有五:

神鬼分离与巫祝源流

一 神鬼观念在今天看来都是前人臆创出来,又反过来束缚自己手脚的一种荒唐的玄想。可是在远古时期,在生产力还十分低下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它却也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告诉人们,在原始社会中,人们的精神活动几乎都与宗教有关,就连今天被视为十分高雅的许许多多艺术创作,追根溯源,也大都与原始社会中的宗教活动有关。

从巫祝用“土”到以“土”为药论——兼论马王堆医书巫祝用土

土居中央,布气四方。其在中医文化领域,区区块垒之土,亦可以小见大,显出巫医同源异流之路。考古出土与传世文献证实,土之妙用,的确走过一条巫用为主,巫、医并举,引“土”归药的演绎心路。是为祖国中医文化由蒙昧巫医走上理性医学的升华之路。

楚巫与巫祝之诗

楚巫与巫祝之诗梅琼林关于政治抒情诗人屈原是否为巫，历史上缺乏史籍记载。虽然自秦汉以来以反映文化心态、描摹历史风情为指归的野史轶闻、文学注解、风俗异趣都众口一辞地标示楚国正风弥满上下，浸渍朝野的历史情况，诸如《吕览·异宝篇》云“荆人畏鬼，而越人信冷，《...

试论巫祝文化对儒家文化形成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古代文化是胚胎于夏、商而形成于两周,其主要特征是萨满式的文化,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文化是以巫祝文化为其主要特征(虽然两周时期人文主义已经萌芽)。儒家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直接来源于巫祝卜史,他们是三代文化的继承发展者。尽管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与已往三代文化有所不同。即有其新的人文的一面,但从其来源以及其主观上对三代文化的追求、推崇。

《礼记·檀弓下》“巫祝桃茢”析论

“巫祝桃茢”出自《礼记·檀弓下》,是君主亲临臣丧时所用的重要礼仪。这一仪式在先秦虽有记载,但因经文缺略,未有明确解释。汉唐时期,经学家作出阐释,认为“巫祝”指男巫、丧祝,“桃茢”指桃木棒、笤帚,其仪式分未袭、已袭两种情况。然自宋以降,部分后儒反驳汉唐学者所解仪式过程,质疑“巫祝桃茢”非礼。本文以先秦文献为证,认为先秦存在巫祝桃茢之礼当无疑问,后儒对此质疑也只是怀疑。

广汉三星堆“巫祝”人像考

从三星堆出土文物来看,三星堆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发掘出土之物多与祭祀相关,青铜器、象牙、玉璋等物都极具神秘色彩,并且反映了广汉三星堆的“巫祝”集团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集团。为了更好地了解“巫祝”形象在三星堆遗址中的地位,作者以三星堆出土的“巫祝”人像为主,分析“巫祝”形象在古蜀国中的地位、身份,从“巫祝”这一形象入手,来看三星堆文化中宗教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巫祝”人像身份进行探讨。

商室先公名称中的巫祝文化印痕

商室先公名称中的巫祝文化印痕@辛怡华...

由礼到戏:先秦戏礼中尸与巫祝戏剧功能的嬗变

任半塘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戏剧形态时曾说,“戏曲之前,唐有戏弄;戏弄之前,汉有戏象;戏象之前,周有戏礼——相次为伦,顺理成章“。戏礼作为先秦时期的戏剧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春秋以前的戏礼当是“礼”重于“戏”,“尸”与“巫祝”等在尸祭戏剧中担任重要职能的角色,其戏剧功能以服务仪式为第一属性;春秋以后,随着巫觋的社会地位的下降,祭祀功能的削弱,以及“尸”这一身份的外在形式消亡,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尸”与“巫祝”戏剧功能的嬗变,由此“戏礼”中“戏”的功能逐步强于“礼”的功能。

蒙古萨满教巫祝传说的历史演变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它是在人类认识发展的低级阶段上自发产生的。“萨满”一词被认为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据《多桑蒙古史》记载:“珊蛮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兼幻人、解梦人、卜人、星者、医生于一身,此辈自以各有其亲狎之神灵。

魏晋前后社会上的巫祝、方士和隐士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前后,乃至整个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道教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上巫祝、方士和隐士的活动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隐逸之风和民间的巫俗与淫祀是古代封建宗法制度下特有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条件。下面。

水家巫祝文学浅识

一水家是以口传方式传承自己社会历史知识和民间文学的民族。这是水家尽管有本民族的语言,也有四百来个简单的古文字,但多为水书先生所占有,而民间缺乏通行的可资交流思想的文字的缘故。巫祝文学历来被视为禁区,直至现在尚未见到一篇水家巫祝文学的整理稿问世,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其实,不只是水家巫祝文学,就是民间文学直至七十年代末,总计也不过有几篇问世。对水家民间文学进行较为系统搜集整理与研究,当算从一九八○年开始。其间经贵州省民协会、黔南州文研室、三都县民委、三都县文史研究组和贵州人民出版。

试论巫祝文化对儒家文化形成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古代文化是胚胎于夏、商而形成于两周,其主要特征是萨满式的文化,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文化是以巫祝文化为其主要特征(虽然两周时期人文主义已经萌芽)。儒家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直接来源于巫祝卜史,他们是三代文化的继承发展者。尽管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与已往三代文化有所不同,即有其新的人文的一面,但从其来源以及其主观上对三代文化的追求、推崇,使巫祝文化又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郊天祀地,祭日配月,尊祖敬宗,时享岁贡。我们可以说,在儒家文化还没有受到外来的文化影响之前,即在周、汉时期,儒家文化大量地以巫祝的内容表现出来。

大巫祝

一正午时分,飞羽躺在凤鸣谷墓园里的一棵大树下,叼着一根草悠闲地乘凉。一上午只吃了几个酸桃,这时肚子已经情节始咕咕叫。飞羽懒散地转着眼珠子,寻找四周有没有别的果树,中午这顿要是再吃桃,一定饿得连午觉都不用睡了。

女媭为巫新考

《离骚》文本结构中,"女媭"中峰起顶,上连下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关"女媭"真实身份的探赜数千年来从未断绝,有屈原姊、屈原妾、屈原母、屈原保姆等多种说法。根据传世资料和出土文献考证,女媭实为巫。《山海经》是秦灭楚时在楚获得,具有鲜明的楚地色彩。《山海经》中存有不少以"女"字为首的女巫名字,如女丑、女戚、女祭、女薎。"女媭"也以"女某"为名,且"媭"字蕴含的"处女"和"聪明能干"这两种特殊含义皆与为巫的条件相配,女媭为巫的可能性很大。巫起源于女性,女巫之名多取"女"字旁的字则不足为奇。事实上,出土文献中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推断。甲骨卜辞中保存了大量占卜文字,从现今可考释的甲骨文字来看,殷商时期,巫之名多从"女"字旁。此外,我们从屈原作品中也能找到相关内证:楚国重淫祀、信鬼神这一大环境,对屈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作品多从民间祭歌发展而来,带有浓厚的巫风色彩;《离骚》中和女媭相关的灵氛、巫咸二人均为巫,这些事实使"女媭"无不和巫这一身份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