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文官的官、职、差遣之名实转换举隅

官、职与差遣分离是北宋前期官制特征之一,但同时在部分官、职与差遣之名实间却又存在可以互相转换的现象。以中书舍人、台谏官以及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知制诰、枢密直学士等为例,对北宋前期文官之部分官、职、差遣间存在的这一相互转换情况,据有关史料例举而探析之。

多义的“差遣”——洪秀全“奇梦叙事”的符号人类学分析

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固然自称是基督教的一种形式,其实却又非常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在太平天国镌刻的书籍中几乎都记载着洪秀全的一则创教"奇梦",解读此一"奇梦叙事",可以看到"奇梦"的一大基础乃是中国民间信仰传统和家族伦理,由此,基督教传统中具有时间性的"差遣"的单数形式被移位为空间性的"差遣"的复数形式。而拜上帝教贯通基督教传统和中国民间信仰传统,从而建立其崭新象征符号系统的关键,即在于这样一种对"差遣"的理解和运用。

略论唐代使职差遣制的特点及影响

唐代中叶以后,各种名号的使职差遣逐渐变成正规官制之外的重要职务,他们分割了中央和地方各种正规机构的职权,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使职差遣制在唐代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历史特点,对唐宋政治制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郭祥正“家便差遣”的深层原因

对于熙宁六年郭祥正"家便差遣"的原因,以往论者都从个人恩怨的角度来揣测。文章试把这一问题放在北宋新旧党争的背景之下,通过分析郭祥正参与熙宁五年经制梅山的具体事件的过程探讨其罢官的深层原因。

唐代官职中的使职差遣制度探析

唐代的职官体系大体上是在沿用隋代职官体系的基础上,补充、发展、完善起来的,是中国职官制度的一个新的高潮,为后世职官制度的发展奠定了模范性基础,而在完备的唐代职官体系中,"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使职差遣制度是唐代职官的一大特点,本文将对唐代的使职差遣制度的形成、发展、以及利弊做一个初步探索。

从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看唐后期户部的使职差遣

从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看唐后期户部的使职差遣何汝泉《唐会要》卷５９《户部员外郎》载武宗会昌元年（８４１）二月中书门下奏文，全文如下：伏以南省六曹，皆有职分，若各守官业，即不因循。比来户部、度支两司，尚书侍郎多奏请诸行郎官判钱谷文案，遂令本司郎吏束手...

宋代武選官住程差遣探析

住程差遣是宋代武選官除授的主要差遣類型,與短使相對。住程差遣的設立不僅保證了武選官對於差遺職事的需求,也使武選官在實際任職過程中積累行政經驗,對於素質的提升有很大幫助作用。故而在磨勘考任中對住程提出了嚴格要求。從住程差遣性質上看,宋代武選官的職能已超出單純武將的範時,因此,住程研究不僅對宋代武官制度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更是探尋宋代武臣管理乃至中央集權發展的重要途徑。

北宋三司判官的沿革及其差遣职能探究

北宋三司盐铁判官、度支判官、户部判官是三司系统内重要的职事官,通称三司判官。北宋三司判官的设置渊源可以追溯到唐安史之乱后设立的度支、盐铁、户部三使司下的度支、盐铁、户部判官,具体则承袭五代后唐的机构设置、后周的“三司判官”之名,兼借鉴唐代三司巡官、推官的部分职能。北宋三司判官在宋初两朝多由精于钱谷之人担任,真宗朝倾向于事务老练的藩郡知州,仁宗朝后多由文辞之士担任。随着选任标准的变化,北宋三司判官除了参与三司日常政务外,其临时差遣职能繁杂起来,在外出体量公事、推鞠刑狱、国家正旦使、科举事务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逐渐演变为转运使、副使和提点刑狱等职的出入官资序,在神宗元丰五年(1082)改官制时被裁撤。

宋哲宗亲政后对西北蕃官换授汉官差遣的调整

北宋为防御西夏,逐步对宋夏沿边众多部族首领授受差遣实职,形成了一套蕃官换授机制。学界对蕃官换授汉官序列差遣的观点多有争论,本文认为哲宗亲政后,宋廷逐步调整了蕃官政策,蕃官可换授汉官序列差遣,已进入汉官官僚系统。同时,入南宋后,进入汉官序列的汉姓蕃官,已经不分蕃汉,正常序迁,促进了民族融合。

北宋官、职、差遣制新论

北宋前期的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在早期有很多学者研究,但大多语焉不详,且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将官、职、差遣分离制局限于文官系统;再者对"官"的解释局限于"阶官";还有对"职"的解释又局限于"馆职"。其观点一直沿用至今,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官、职、差遣分离制的原因及意义,公认为是君主集权的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唐代的使职差遣制

目前史学界一般認为中国封建社会里唐代曾經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了人身依附關系、庄园制、士庶關系等,本文拟就行政制度的角度作些探討。由于理論及資料的掌握都很不夠,本文必然有謬誤和分析不透之处,好在抛磚引玉,一定会有更深入的研究者予以指正的。

阁臣差遣与清前中期的平准战争

阁臣是对内阁大学士和内阁学士的统称。阁臣差遣在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叛乱过程中,为维护边疆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康雍乾三帝挑选熟悉边疆事务和曾在边疆任职的阁臣前往边疆地区筹集军需、参与前线作战或直接督兵作战,促进了平叛的最终胜利。通过朝廷对阁臣的选择、阁臣差遣事务的考察,不仅能够管窥清前中期的用人政策,更有助于了解清代边疆治理策略。

再论唐代的使职、差遣

唐代使职、差遣兴盛,职事官机构部分职能亦以使职机制运作,但并未形成"以使为实、以官为虚"的局面。官员担任何种使职、差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任的职事官职掌。担任使职、差遣的职事官必须同时承担本职工作。唐王朝始终力图促进使职体系回归职事官体系。虽然贞元、元和(785~820年)以后,整个官制系统呈现出再度使职化倾向,但是唐代使职、差遣对职事官体系的影响是有限的。

辽代临时差遣使职及其职掌考探

辽代中央政府经常因事以皇帝的名义抽调各机构官员充当临时差遣使职,去执行各种任务,事毕则回本衙履原职。辽代临时差遣使职是辽代职官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笔者检索、钩沉历史文献及石刻资料,拟对辽代各类临时差遣使职及其职能做以较全面的论述。

清代大学士差遣体制初探

差遣形式是清中后期大学士国家治理的主要运作方式。崇德、顺康时期,大学士职能主要集中在顾问应对、票拟题本等内阁本职范围内,尚无固定之差遣。雍正年间,差遣形式开始长期运作于部分阁臣日常履职之中,并在此影响下渐有内、外中堂之分。乾隆中期,大学士在承担票拟题本的同时,各类差遣日趋普遍,并呈现出制度化特点。入职军机、管理部院、兼任总督等逐渐成为阁臣的固定职任。嘉道以降,阁臣差遣体制向畸形化发展,其日趋脱离票拟题本等基本职掌。至清末时,大学士几成为朝廷加官之虚衔,已无重要本职工作,完全以各类差遣事务为职能重心。纵观有清一代,大学士职能呈现出轻本职重差遣的演变趋势,具有鲜明的使职化特征。

辽与高丽关系演变中的使职差遣

有辽一代,契丹辽国与东邻王氏高丽或战或和,双方之间为各自不同目的经常展开聘使活动。辽代前中期,契丹辽国与王氏高丽关系从友好到交恶,聘使活动亦经历了从双边互遣,到高丽单方面暂时停止遣使乃至扣留辽使之过程;从辽统和十年(992)到开泰八年(1019)的二十七年间,辽圣宗一共组织过三次大规模对高丽的武力征伐,但此间双方仍有诸如高丽的'请和使'、'索俘使'以及契丹辽国的'诘问使'、'谕告使'等使职差遣活动;辽代中后期,契丹辽国与高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双方使职差遣活动再现频仍,使职类型亦趋多样化,两国外交关系中蕴含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均体现在双方差遣的各类使职之'职能'中。

使职与差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变迁的一个基本路径

促成古代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力、路径有很多,使职与差遣是其中最基本的一种,尤其是在内辅制度、地方监察制度与行政区划制度领域。通过使职与差遣,主要担负决策职能的内辅即宰相机构不断变迁、完善,具备了统筹性、团队型、扁平化的组织优势;通过使职与差遣,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引起监察制度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行政区划与管理富有弹性并具备了较好的适应性。在很多情况下,使职与差遣制度是对正常政治体系运行中经常出现的效率不高、互相推诿等弊病的一种纠正、匡救措施,也是应付意外事件的一种应急性体制调整与适应,因而具有积极意义。但如果设计不当,它也容易造成对原有政治体系的冲击,产生机构臃肿、重屋叠构、职责不清、互相牵制、效率低下等问题。

“为使则重 为官则轻”——唐五代的使职差遣

临时派某官前往办理某事,事解辄罢,叫使职差遗,这本来是自古而然的事。唐代的使职差遣制之所以显得十分突出,乃是因为:第一,这些使职虽存临时差遣之名,却有固定职官之实;第二,这种现象并非个别,而是带有普遍性。按清人钱大昕的说法,上从以他官行宰相职的'同平章事',下到集贤院、史馆诸职;从中央的度支、户部、盐铁使。

宋代宫廷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考述——以元丰改制到绍兴时期为例

北宋前期,宫廷设置了功能齐备、体系庞杂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自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施行大规模的官制改革以来,宫廷音乐制度开始精简,冗余的音乐机构与乐官纷纷被撤销,太常寺与太常寺卿等传统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又恢复了本来的职掌。与此同时,教坊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由长期隶属宣徽院转而隶属太常寺及大晟府,职能集中的态势显露无遗。自教乐所成立后,这一机构逐渐在宫廷音乐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其在南宋宫廷音乐活动中总领全局,埋下了伏笔。与北宋前期及南宋时的音乐机构与乐官制度相比,元丰改制至南宋初绍兴时期的相关音乐制度建设,体现出了由繁至简、由仪式性而审美性的枢纽性历史意义。

唐代任官形式中的知判问题

唐代的知、判都是实履其任的,并逐渐由试摄官向差遣转化。作为试摄官的知、判有试用、代理、兼职等多种情况,俸禄略低于同品正官。作为差遣的知、判俸禄依寄禄官,旨在说明寄禄官和差遣的比照关系。寄禄官等于或低于所差遣职务的称知某官事,高于所差职务的称判某官事。至宋代,知、判成为差遣的主要任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