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的重新确立——贝特森和米德的视觉人类学实践

在20世纪上半叶视觉实践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处于低谷的背景下,贝特森和米德在巴厘岛的田野工作中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视觉材料的获取、研究和呈现的方案,并在方法论和观念上重新确立了视觉实践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合法地位。然而,对于他们选择视觉方式展开人类学实践的原因,以及基于实践所产生的观念性的影响,目前还缺乏系统研究。以贝特森和米德关于巴厘人性格的民族志研究为核心,以他们的学术著作、访谈、信件和传记为资料,参照二人自身开展人类学研究的脉络,本文用观念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本文指出,贝特森和米德重新发现视觉实践对于人类学田野研究的重要价值,首先在于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功能主义文化分析范式的反思和对于人类文化中心理和情感要素的重视,同时在具体的视觉实践中,他们又征用了科学主义的话语,将视觉资料视作展开文化对比研究的客观证据和呈现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媒介。本文还在视觉媒介的科学与艺术属性的争论框架下,反思了米德对视觉人类学的科学主义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