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文论在中国的译介历程

本文是对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罗兰·巴特的文论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历程所作的一次回顾。作者在尽可能全面掌握新时期有关巴特文论的译文、译著和介绍性文字的基础上,从历时的角度勾勒了其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同时力求客观地评价同一阶段不同译介文本的特点,分析译者选择翻译对象的动机以及各类译介文本在推动其思想于中国之传播,帮助中国知识界认识与接受之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而突显某些译介环节的重要性。

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作为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罗兰.巴特在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译介始为中国知识界知晓。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至今已历20余年。中国知识界最为熟悉的是他在广义理解的文论方面提出的某些真知灼见。面对巴特文论在中文语境下的引用率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实有必要关注巴特著作汉译过程中某些具有“误导”作用的译介环节和中国学者研究与运用巴特文论过程中某些特殊的接受现象,以正视其文论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具有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罗兰·巴特文论中语言和写作的关系研究

话题引论：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聚讼不休，悬疑难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结论先行肯定了语言是文学的栖身之地，语言宣示一种物质性、工具性和规定性；同时也在强调文学对日常语言的摆脱、抗拒和逃离。在别处，语言可能多是一种精神属性；但在文学里，语言显然是有物质特质的，它兼任一种物质媒介。李素军在《罗兰·巴特文论中语言和写作的关系研究》中，厘清了罗兰·巴特相关认识和主张，即保持警觉继续前行，水乳契合进入狂喜，无法逃脱陷入倦怠。孟凡生的《论作为文学主体的作者》指出，作者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文学理论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关键范畴；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不仅仅是“自然人”，而且是一种语言姿态，这种语言姿态的地位远远高于自然人，语言与作者的处境极为相似。白雪、王向荣的《论文学的超语言性》强调语言创造意义，但意义大于语言；文学的超语言性不仅是语言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也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审美形态的问题，更是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存在”的问题。可见，夹缠的、文学的语言性与超语言性依然边界暧昧、难分伯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