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汇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巴萨效应的文献综述

巴萨效应模型是实际汇率决定理论中的基石,对巴萨效应的证实及质疑,成为了学者研究的重点,本文整理了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为实际汇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相关文献支撑。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原因——基于“巴萨效应”和“汇率超调”思想的解释

从2005年7月中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一直呈现升值趋势,但国内民众却迫切感受到手中人民币的购买力急剧地下降,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国内已有学者对这一现象的成因给予了解释,但都是分别针对"外升"和"内贬"单独给出成因,没有把二者联系到一块来说明这种现象。从"巴萨效应"和"汇率超调"思想两个全新的角度把二者联系起来,结合中国实际对这种现象给出合理解释。研究表明:人民币外升内贬可能是由于国内外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差别引起的,另外中国的汇率制度和货币制度的改革也会在一段时期内助长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

巴萨效应在中国的检验

本文在一定的假设下推导出了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与相对价格之间的数理关系。合理划分了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并基于1991-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做了检验。结果表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在中国是显著的。

蒂布特模型还是“巴萨效应”?——房地产价格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

我国各地房价水平和增速差异明显,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调控面临“因城施策”的挑战。蒂布特模型强调房价差异源于公共产品水平,然而地区间居民流动显然并非如理论假设那样“自由”。借助巴萨效应劳动力迁徙受限从而可贸易部门劳动效率影响价格的分析框架,提出房地产价格地区间差异的形成机制,并利用2013—2020年我国各省房价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地方公共产品水平与房地产价格显著正相关,但在引入代表可贸易部门生产效率的解释变量后,蒂布特模型不再成立,而巴萨效应成立。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在调控房价时参考“劳动效率—迁徙成本—房价变化”的循环机制进行。

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基于巴萨效应的分析

本文将"巴萨效应"的工资传导机制引入古典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工资理论框架,采用1996—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考察以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相对生产率表示的"巴萨效应"对工资增长的影响。发现"巴萨效应"在全国层面是推动工资上涨的重要因素;分地区看,巴萨效应的工资传导机制仅在东部地区显著成立,而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中西部地区较低的城镇化水平和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间的劳动市场分割阻碍了巴萨效应对工资的影响。

要素密集度异质、巴萨效应和出口贸易结构——理论分析与中国的经验研究

2009年以来,中国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呈现不同方向的变化,工资上升,资金价格下降,这可能导致不同类型企业的要素密集度发生异质变化,并进而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要素含量、结构以及要素报酬。基于雷布津斯基定理、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以及琼斯和施克曼定理,本文提出三条基本假设:(1)要素密集度异质变化导致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相对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相对降低,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倾向于升级;(2)巴萨效应强化了要素密集度异质变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3)要素密集度的异质变化导致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出现相对变化。在中国的相关数据比较好地吻合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分别验证假设1、2和3的计量模型,基于2009—2016年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总体上支持了上述假设,这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研究——基于巴萨效应的视角

本文基于巴萨效应,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密切关系,得到的两个重要结论是:(1)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引起的可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或两部门生产率增长率的相对变化导致劳动人口比例增加会带来通胀,老龄人口比例增加会带来通缩。(2)由于不同的人口结构现状和生产率增长情形,年龄结构转变对通胀的影响存在显著不对称性:在国家层面上,OECD国家通胀水平因老龄化加深而下降;非OECD国家通胀水平因劳动人口比例增加而上升。在时间维度上,劳动人口对通胀的影响强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约是80年代之后的两倍;80年代之前老龄化与通胀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80年代之后老龄化会带来通胀显著下降。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以下简称巴萨效应)是解释相对生产率差异与实际汇率变动关系的理论。由于汇率变动对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因此巴萨效应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很多学者围绕着该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梳理和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了解研究现状、明确后续研究方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对巴萨效应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包括巴萨效应的假设条件、推导过程与结论。然后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将文献划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对巴萨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以验证巴萨效应的存在性;第二,对巴萨效应模型的修正与改善,以解决巴萨效应偏离问题,并通过修正模型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第三,巴萨效应在其他相关领域的应用。最后本文对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分析,并对下一步研究提出了建议。

实际汇率贬值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分样本国家检验

传统观点并未将实际汇率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之一,但"罗德里克新论"的出现肯定了汇率贬值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本文实证检验了实际汇率贬值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样本国家中的检验情况,发现经"巴萨效应"修正后得到的实际汇率每贬值10%,经济将增长0.93%.分组检验的结果显示:(1)"贬值促增长"这一结论对发达国家不适用,其实际汇率偏离通常短暂地存在于市场运行过程中,无法通过维持偏离影响经济增长;(2)"贬值促增长"这一结论在发展中国家中显著成立,原因可能是其倾向于实施外部导向型政策来维持被低估的实际汇率进而推动增长.另外,正向关系对于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实际汇率被低估国家始终成立.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实际汇率偏离:一个经验研究

均衡实际汇率的测算对探究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重要。“巴拉-萨缪尔森效应”(巴萨效应)通过采用相对生产率测算均衡实际汇率,本文将ICP数据支出项目进行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的划分并构建内部实际汇率,通过“巴萨效应”测算出均衡内部实际汇率并探究内部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宾大效应”替代“巴萨效应”会放大对实际汇率的影响;经“宾大效应”调整的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具有解释力。进一步研究表明,内部实际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贬值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基于不同偏离效应的辨析与实证

汇率是目前国际矛盾升级的核心因素之一,实际汇率偏离测算方法不一,偏离在中长期能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尚无定论。通过厘清以往研究中用"宾大效应"替代"巴萨效应"测算实际汇率偏离时存在的偏差,以1950-2017年期间全球182个经济体为研究样本,检验发现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实际汇率偏离均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发现经"巴萨效应"调整后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实际汇率每贬值10%,经济增长由0.17%(经"宾大效应"调整检验结果)提升至0.93%,说明以往研究中二者的简单替代将会减弱实际汇率偏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两种效应均显示1990年之后实际汇率偏离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形关系,意味着近20年来实际汇率低估的促增长效应不复存在,印证了中国努力实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正确性。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新视角——基于NOEM模型的实证研究

论文基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建立了一个具有微观基础的实际汇率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五类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浮动弹性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国内外相对货币供应量次之,相对生产率由于巴萨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通,因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本文认为,目前人民币不适合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和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人民币“内外价值背离”——基于多视角的研究

从人民币"外升内贬"这一经济现象出发,首先分析了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解释人民币价值问题上的失效,然后从巴萨效应、汇率超调、QE政策和输入性通胀、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路径以及发达经济体外部施压和人民币汇率制度五类视角出发,探究了人民币"内外价值背离"现象的内外部深层次根源。最后分析了人民币汇率2014年由升值转向贬值的原因。结论认为人民币内外价值背离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长期形成的趋势,应客观理性的对待,近期的人民币汇率贬值是一种短期调整现象,并不会成为长期趋势,也不能看做"外升内贬"这一长期趋势的反转。

汇改、流动性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宏微观一致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实际汇率的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不同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相对流动性次之,相对生产率由于BS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通,因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结论认为,目前人民币不适合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汇改、流动性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

在宏微观一致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实际汇率的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五类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相对流动性次之,相对生产率由于BS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因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结论认为,目前人民币不适合施行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宏微观一致模型的分析

在宏微观一致的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实际汇率的决定模型,基于理论模型和国内外的现实进行扩展,实证检验了不同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变量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具有最强的解释力;贸易条件和相对流动性次之;相对生产率因巴萨效应在中国的传导渠道不畅通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的解释力有限;净外部资产的解释力最弱,仅能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小幅波动。因此,目前人民币汇率不适合过度自由的浮动弹性,应继续渐进放开弹性以保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货币政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都可以成为调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手段。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研究--基于汇率视角

本文根据汇率决定理论,基于理论模型的推导,构建MS-VAR实证模型,分析中美双边汇率购买力平价的名义冲击,以及基于巴萨效应的实际冲击和第三国汇率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不同的经济状态下,各经济要素对于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程度差异性较大;购买力平价对中美贸易失衡的短期影响更强,而反映中美双方需求面变化和结构差异的巴萨效应对中美贸易失衡的长期影响更强;中美贸易失衡除了受到双边汇率波动的影响之外,也受到第三国汇率波动的影响。因此,美国贸易赤字存在的原因并不是人民币汇率的名义冲击造成的,解决该问题需要调整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以及稳定全球经济大环境。中美双方都应该关注本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制定更加灵活多变的经济政策,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全球经济稳定,从而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竞争性增长与中国地区间通货膨胀差异形成机制——基于空间计量的“宾大-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分析

本文旨在将研究地区间通货膨胀差异的基于生产率视角的巴萨效应理论改进为一个更系统、适合于经济体内部的分析框架。本文验证了1992-2019年间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通胀和经济增长间存在宾大效应。在分析巴萨效应是否可以解释国内宾大效应时,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发现巴萨效应的理论核心成立,并确认劳动力市场地区间存在分割是其成立的前提;同时,本文也发现两个悖论:一是贸易品价格的一价定律偏离与部门间相对价格效应都是通胀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二是制造业相对生产率增长更快的省份,总通胀率反而更低。本文认为这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特征有关,反映该特征的国内巴萨效应理论模型可以解释中国地区间通胀差异的形成机制。

人口结构变化、工资水平与实际汇率升值

文章以中国1994年-2015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VAR模型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化、工资水平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即考察巴萨效应在中国的现实适用性。研究发现:劳动生产率并未导致工资水平出现显著上涨,人口红利消失更适用于作为解释中国实际汇率出现升值的原因,即巴萨效应的出现是由于人口老龄化推动所有部门一般工资水平的上升导致的。文章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也要适当做出调整。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更多对改善适龄劳动力供给、推进科技研发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层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一价定律偏离还是相对价格波动

本文在巴萨效应理论的基础上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分解,发现一价定律偏离因素是2012年以前实际汇率波动的主导诱因;而在进入2012年以后,相对价格波动因素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影响更为显著。随后,本文采用TVP-VAR模型探究二者与三次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间的时变影响机制,结果发现,一价定律偏离与三者间的互动影响机制较为稳定;而相对价格波动对三次产业发展的抑制效应在样本末期明显增强。这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可贸易品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导致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之间的价格差异持续扩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三次产业发展。因此,政府和货币当局应引起高度重视,调整对外贸易结构,降低可贸易品生产者成本,盘活可贸易品存量,缩减国内外相对价格差异,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合理保证。